目录 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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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1 3,601 字
- 20120331 41,444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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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2 35,808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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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章
2005 年年底的机构改革,当时省里要求乡机关干部精简分流,除了 20 多名领导干部、行政编制人员之外,乡机关 160 多人只允许保留 53 名。当时根据考试成绩、领导打分
同时人类的劣根性也得到彻底的大暴露,检举揭发告状上访,无所不用其极。很多干部说,中国机构膨胀的根子之一就是进口不严,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被精简,被端饭碗,往往引发不稳定事件,甚至引发血案
中县干部文凭的一大问题就是在职学历教育问题。相对于前几年的假文凭问题,现在比较严重 的是“真的假文凭”,就是党校文凭的含金量问题。对于获得党校函授文凭的情况,西城乡一位第一学历为初中的干部说: ‚我初中毕业都能拿下党校学历,你说好拿不好拿?其实就是花钱买文凭。我还去上课,一个 月上几天吧,就在县党校,很多领导课都不上。考试时答案都有小抄,可以买,考试时监考也不严,可以抄。就是英语对我有点难,答案我事先都在书上找好了,考试时抄上就行了,这样英语也过了。
不要有任何框框,就是睁大眼睛,多观察,多思考,在挂职实践中发现社会事实
中县位于河南省
正式确定论文以中县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涯历程为基础,以晋升机制为主题,时间跨度则主要限定为 1978 年以来。
中国政治有两个特点:一是上下同构,上层和下层的政治有很多的类似性。二是政治的精英性,从古至今,中国一直是“精英治国”,革命无非是新的精英打倒旧的精英
间中共 172 位省委第一书记的仕途轨迹进行考察,从理性—技术的官僚模式出发,认为专业技能和技术技能将成为精英录用的决定因素,虽然从 1949 到 1987 年,省委第一书记中只有 16%的技术官僚,但 Chiang Chiahsiung 观察到,1977—1987 年,省委第一书记中技术官僚比例显著增加,这代表了一种重要趋势。
选拔任用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党委系统和政府系统具有不同的机会结构和晋升标准
政府经历效应不如党委经历
让每个官员的仕途都与本地经济增长挂钩,使得经济绩效成为干部晋升的主要指标,提供了官员发展经济的强激励,从而提供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谜的一种解释。周黎安认为,政治锦标赛的关键是把政府官员的激励搞对了,通过行政任务逐级发包(责任状和数字目管理)
但政治锦标赛也带来很多弊端,比如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过度竞争以及金钱政治等等。
张军等(2008)还通过 1978 年以来省级领导人的数据发现,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等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推动作用,官员任期和经济增长呈现倒 U 型特征,任期定为 5 年是比较好的选择
同时,中共并没有建立与经济绩效优劣相配套的激励和惩罚官员的机
Guo Xuezhi(1999)构建了中共高层政治精英中的关系理论框架,在对关系的历史和演变梳理的基础上,郭学志提出主要有四种类型:工具型、礼节型、道义型和感情型。工具型主要是得失算计和利益获得;礼节型主要是人情考虑与和谐的关系;道义型主要是忠和义;感情型主要是感情和恩情。郭学志认为在中共高层政治精英的关系网络中,礼节型、道义型和感情型关系的重要性远高于获利性的工具型关
在国家—社会理论视角下,运用叙事的表达方法,通过检查、开发、征收、信访等故事的讲述,细致刻画了乡村政治精英和农民的互动、博弈和共生,以探求乡村底层社会治理的答案。
对着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他们是如何治理基层社会的
本研究的更大意义在于,中国的干部和组织向来被认为不透明,缺乏制度和规则。而地方政治精英的研究,由于缺乏资料和进入的困难,向来是海外研究者的难题。而本研究不仅提供了中县干部的完整样本,更提供翔实全面的中县干部仕途历程,这些基本事实超越了很多猜想和分析。这
汇总来看,中县共有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 1013 人,按全县 80 万人口算,基本是 800 人产生一名领导干部
统计中可以看出,32 名中县县领导有 19 名来自于农民家庭,占 59%。但是,在 19 名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县领导中,有 7 名来自村组干部家庭,1 名来自于村医生家庭,所以他们有相当
从统计中来看,中县县领导全部是家庭代际上升流动。而且分类
可以看出,中县副科级以上男女干部比例严重不对等,特别是女正科级一把手和女县领导,总数只有 10 人,比例只有 6%。对于这种女干部任职高层少,正职少,实权少的状况,相关研究者形象地称之为“权力尖端缺损”现象(王凡,2002:64)。 那么,为什么这 10 名女干部能够脱颖而出?她们每个人的具体状况怎样
从中县干部的构成来看,中县干部体系是包括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和正处级的四层金字塔。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 10 名女干部除了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之外,她们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与她们的家庭背景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息息相关。这其中有父辈的庇护,有丈夫的援助,也有组织部门的较早发现和刻意培养;或者几种因素兼而有之。
女干部成长难,这有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比如传统习惯、男权社会,还有各种约束女同志,不适合女同志的岗位。主观原因,比如封闭、狭隘和不思进取,受社会和家庭羁绊等等,主要就这些,只不过哪些方
从而形成合理的梯形年龄结构
因为,在党政分工中,是县委决策,务虚多一些;政府执行,做具体事多一些,所以一般政府领导年龄要比县委领导年轻一些。同时,中国的党政系统流动模式是政—党晋升式,即下一级党政领导干部晋升,往往先进入上一级政府班子,历练后再晋升入党委班子。
干部的仕途轨迹中,政—党螺旋晋升模式明显,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并不断螺旋上升,这个模式主要根源于党政分立的制度设计。
年龄规范对于干部的新陈代谢,对于干部的循环更替,以及干部的退出机制的建立,都厥功甚
在不在领导岗位,差别太大了,在领导岗位,有车坐,有烟吸,有酒喝,还有各种特权
而从县领导的专业结构来看,文理不分背景的占 40%,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背景的各分别约占 30%,说明中县县领导既不是技术官僚,也不是人文社科官僚,而是专业化不足基础上的文理官僚共治。
从专业来看,在职学习基本都是经济管理,部分为法律,这既说明“注意选拔熟悉经济管理、外经外贸、财政金融、法律、城市建设管理和信息科技知识的干部”的导向作用,也说明了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而出现的人文社科背景中“经济官僚”的崛起
的作用,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
必须客观地说,这一代的中专文凭含金量很高,当时师范和中专的分数线比高中要高的多。由 于国家包分配,考上师范和中专就成为国家干部,这对于农村的贫寒子弟来说,具有极其强大的吸引力,使得初中的优秀学习精英过早地被师范和中专收割,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近 20 年,即从 1978年师范、中专恢复招生,到 1999 年教育并轨,国家不再包分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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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中县干部来说,终其一生的政治奋斗,也就是期望能晋升到正科级,或者能从正科级位置上退休。
1978 年以来,除了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外,三次著名的大裁军,每次都带 来军队转业干部的激增
对于军转干部来说,转业到地方是其政治生涯的重大改变,他们大都面临一个适应地方的问题,对于军转干部,中县干部毁誉皆有。从整体安置而言,除了 80 年代的一段好时期之外,其一直面临的就是地方机构膨胀,地方干部队伍膨胀的现
具有干部身份的人员。这是第三层的精英筛选机制,是在一个精英程度不是太高的群体中进行选拔,这就使得通过这个机制选拔出来的精英群体远逊于通过学校和军队选拔出来的精英群体。而且,由于关系和利益的因素,这一机制逐渐演变为精英选拔机制中最混乱、最无序,也是最腐败的一种机制
干部地域集群往往会产生路径依赖,导致更多干部的出现
录干政策的执行,其一些弊端逐步显现,主要是比较僵化,一经录用,终身具有,是能进 不能出的干部身份终身制,因此 1990 年以后,其逐渐被聘干政策取代,各种吸收录用干部的政策逐渐停止执行
这之后,各省份相继停止了录干和聘干的工作,比如,2002 年 10 月,湖南省委组织部、人事厅联合发出通知,规定“从 11月 1 日起,湖南省原来所发的各种录用干部的文件将一律停止”。从全国各地来看,随着公务员录用制度的完善,各种形式的录干和聘干在停止后,逐步并轨到公务员的录用上
这一结果说明,吸收录用机制是领导干部阶层安排子女就业的一种途径,是封闭的自我繁殖的机制,打上了深深的权力庇护的烙印。正是因为这里面有不公正的内核,所以 2001 年之后,国家逐渐停止了这一政策的执行。
而文革后,农民阶层除了上学和参军,基本丧失了其它方式的流动渠道,
建国后,户口制度、身份制度和单位制度成为党治理国家的三大机制
占地工等等。接班是1978年到1982年之间,对于具有干部、工人身份的父辈,子女可以在父母退休或者自然减员的情况下,通过接班参加工作
需要占用县城周边农民的土地,相应的招收这些农民为工人,以解决他们的就业和吃饭问题。同时在工人内部又分为:临时工,计划内临时工,亦工亦农,合同工,集体工,全民工,每一种类别都对应不同的身份和待遇,中国人的智慧在这里发挥的淋漓尽致,获得一份全民工是很多中县待业青年的梦想和追求
通过卷子而不是通过条子取人。中国历次的机构膨胀,根子皆在于“进口”不严,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机构精简,踢人饭碗,往往引发不稳定事件甚至流血事件。此种惨痛教训,全国各地,俯拾皆是。所以,上收“进口权”,通过全国考录和全省考录,严把“进口”,实为治本之举,对于实现公平公正的社会正义,也有很大意义。而且公务员体制的建立等于是增量改革、渐进改革,另起灶炉,体系完备后,则自然过渡
改革其实就是权力、利益和资源的再分配,就是把一些权力和利益还给社会。改革,某种程度上就是权力集团和利益集团的自我削弱
一方面是人满为患,一方面是就业压力
从1985年,中央国家机关不再直接从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吸收干部,而是采取选调的办法补充干部,这实际就是“再筛选”模式。从“直接筛选”模式到“再筛选”模式,
1978 年以来,中县领导干部获得干部身份主要有三个途径: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军队转业安置,以及各种形式的吸收
中县人的基本行为逻辑之一就是遇事情要托关系,找门路,在涉及到就业这样的人生大事时,更是如此
系统内部子弟安排都比较普遍
阶层自繁殖是一种基本的本能,而这必然会导致阶层的劣化和腐朽,所以除非有制度设计改变这种自繁殖机制,否则自繁殖会进入路径依赖状态,很难改轨。而且自繁殖和关系安排极大损害了社会正义,据我所在的西城乡一干部讲
从以上两所人员构成可以看出,垂直部门基层所差别很大,没有市场化改革的国税所自繁殖现 象更加突出,但也有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和关系安排。而进行市场化改革的邮政所,基本通过招录来补充工作人员,基本上根绝了自繁殖现象和关系安排,这说明,“逢进必考”、“公开招录”这些市场化竞争机制是改变单位自繁殖和关系安排的两大制度设计。
对于干部个体以及社会导向来说,一般是从企业单位往事业单位流动,从事业单位往行政单位流动
当年自己回来也没有帮家里多少忙,却限制了自己的发展
2000 年改制破产后,工资都没有了。
但因为进人口把关不严,使得内部子弟、干部子弟以及关系户大量调入,从当初的 300 多人膨胀到现在的 1000 多人。但是 10 年之间,也从一个利润几百万的单位演变到现在外债高达 8 千
这是形势和造化弄人,是一代人的命运无常。
1994 年至 2002 年,中县实行改革,把人财物权利下放给乡镇,等于是甩包袱,同时给予乡镇 发展的自主权。实践证明,这是一次极其失败的改革,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乡镇机关和乡镇事业单位的人员严重超编和膨胀
后来大家发现也到乡里来上班了。机关膨胀的结果就是工资发不下来,工资全靠收取农业税和农业提留
当干部和农民都为生存而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也是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候。很多干部讲,那几年形势确实严峻,冲突不断,时有流血事件发生,当时农民就缺一个东西:枪,现在想想都后怕。 在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面前,2003 年,中县重新上收乡镇人财物权力,2005 年河南省乡镇机构 改革,精简分流,把乡镇编制和进人权上收到省,
几年内只减不增。同时进行转移支付,保证干部工资的发放,加上 2005 年农业税的取消,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官民“生存博弈”的困境。
从毕业的学生数量来看,1981 年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共有 3 万多人,2009 年则达到 51 万多人,完全是跨越式增长
中县县领导接近六成是在参加工作 6—10 年内被提拔为副科级领导
件和法规一方面明确规定了军转干部的国家干部身份,另一方面也都肯定军转干部在服役期间为国家和军队建设做出了牺牲奉献,因此要保证他们获得国家和社会的尊重、优待,同时也就转业干部的安置做出明确规
。很多干部讲,隐性台阶就是晋升线上的苹果,一次咬一口,不断引领干部前进。如果职务设置太少,显然无法达到激励目的
根据对正科 级一把手副科级轨迹的统计分析,他们需要 10 年才会提拔为副科级,这样,一个 22 岁的大学毕业生,到 32 岁左右会被提拔为副科级。如果分在乡镇,根据惯例,一般一个隐性台阶需要 3 年左右,8 个隐性台阶走完,需要 24 年,也就是到 56 岁才会被提拔为副书记。而中县副科级的一刀切年龄是 52 岁,也就是隐性台阶还没有走完,仕途就要结束,政治生命就已经耗尽
为了规避隐性台阶对优秀干部的影响,组织部门现在的做法是实行“选调生”制度
基本都是干部子弟。应该说,公选制度是公正的,程序也是公开的和透明的,但为何出现了“制度失灵”?
认为笔试还是很公正的,但后面一些环节有一些无法言说的因素
所以在出台政策时,一定要做客观中立的调查研究,要进行试点,要从各种负面的角度对政策进行破坏性试验,这样,才可能推出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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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进新人 10 名,其中大部分为委内主任、股长的子女,只有两名为农村刚毕业的计生学校学生,她们的方方面面都合格,怕定不上,先后到我办公室各放一个信封,每个 8000 元
从中县来看,政治家族的形成因素有:一是政治录用方面的优势,主要是教育和入伍。对于干部家庭子女来说,一般教育条件较好,考上大学的可能性较大,毕业即是干部,还能进入较好的单位工作。通过教育这个媒介实现家族繁殖,这是主要的形成途径。其次是入伍,如果考不上学,还可以参军,然后再从工人身份向干部身份转变,这也是重要的途径。二是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形成了一个熟人圈,互相比较了解,同时,很多领导干部为了子女的进步,会不断对县里的主要领导介绍子女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照顾,很多老干部在和我访谈时,很坦诚地谈到这些,而我在组织部长办公室,也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进步说情。三是政治培养,在领导干部家庭中,父辈的刻意培养加上潜移默化的熏陶,都会使得他们在政治体系内更快成长
但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就是,政治家族在中县逐步呈现衰落的趋势,其原因有:一是计划生育政策,这是导致政治家族衰落的根本因素
二是干部交流制度,这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三是干部群体就业观念的转变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
在中县,政治家族缺乏可持性的继承传递,也意味着政治家族的衰落是未来的大趋势
不少干部都采取头胎子女残疾造假的方式,骗取合法的二胎准生证
关系网的连接方式:喝酒、打牌和送礼
从喝酒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一个干部的关系网
这让县委书记很为难,最后的结果是,两人都没有提拔
基本呈现“下推上拉”模式,所谓下推就是群众基础要好,考核要好,单位领导也要推荐自己。所谓上拉就是需要找县以上的领导,来给县里的主要领导打招呼。这种“推拉”运作后,再针对县里的主要领导运作,这样三方运作,多因素合力,才能使得仕途通畅
,92 年,他都调走了,县里研究人事,我就明确为副主任。你看,很多人都跑官要官,我都不知道就研究为副主任了,通知我谈话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你看看现在,不活动行不行?想想当时都不可思议
2002 年颁布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是我国干部政策制度化、规范化
。因此这是个淘汰劣者的制度设计。
拉票现在在中县很普遍,全部都要拉,公开的,都要拉,不拉就是放弃。拉了不一定能整成,不拉百分之百整不成。我当时拉票是 6—7 年前,当时 500 元左右,按照正科级名单,一个一个挨家送。‛(访谈,2009)
民主推荐制度及票决制在中县运行中产生了一些弊端:一是拉票行为的普遍化。二是拉票行为 导致的庞大资金消耗
拉票肯定是公款行
。五是败坏了党风和党的形象,助长了腐败和不正之风。
“年龄是个宝,能力作参考,关系最重要。”这是一个在中县乃至在全国官场都流行的段子。
而现在,经济的繁盛奠定的经济基础,使得拉关系不仅盛行,而且愈演愈烈。二、县乡官场的过度竞争。县乡干部是中国干部群体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中县 1 万多名干部,却只有 30 多个副处岗位和 4 个正处岗位,这种差距带来的就是晋升的残酷竞争,竞争的一个结果就是关系的流行,导致每个干部都要关系运作,以增加晋升的概率。三、关系的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关系确实能够带来干部的晋升。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不找人不可能,关键是能不能找到人,能不能起作用,谁不找人都不行,只要找对人打招呼,是真的起作用。”(访谈,2009)四、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人情社会,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梁漱溟,2003)儒家政治文化讲人情,讲和谐,讲互惠,鼓励提携后辈,这是很多领导打招呼的重要原因,也是关系盛行的社会和文化基础。
这就为李代梦的仕途埋下了隐患
西游镇有一位干部,在民意测验和推荐投票时,没 有获得一票,乡镇党委书记也没有推荐,就是这样一位干部,因为其哥哥是中县某娱乐会所的经理,公检法的领导以及一些县领导都打了招呼,结果也被提拔
副科级干部,特别是大数量调整时,组织部长和县委常委很起作用。这时,如果一位县领导给常委们推荐个人,他们肯定要照顾,不然关系就没法处;如果都得罪了,他的进步也会受到影响,因为他也需要其他县领导的投票。
乌鸦, 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北岛:《结局或开始》
一方面是党规党纪的日益完备,一方面是各种潜规则的盛行,这两者的矛盾冲突使得每个干部都是纪律之网中的一部分,处于“非法化”生存状态,一旦问责,何患无辞?
在中县县政府一次的早餐桌上,县长对常务副县长说,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们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政府往往处在第一线,充当了党委系统的防火墙的作用,一旦追究问责,板子往往打在乡镇长身上
是权力大,资源多,监督少,规范少
的就是纪委和检察院联合办案,就是把纪委的双规政策和检察院的审讯手段相结合。因为双规不受时间限制从而规避了检察院采取措施的时限问题,而检察院则被法律赋予可以使用侦查手段。在联合办案的实践中,往往是抽调检察院的人员充任纪委人员,对问题干部使用手段,这样一旦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可以使纪委部分规避“恶名”。中国的酷刑传统源远流长,中国的纪检系统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又发扬光大。加上现在高科技手段的出现,酷刑更是层出不穷。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传统的肉体折磨演化为精神折磨。传统的严刑拷打由于后果太严重,现在基本被放弃,而代之高科技的精神折磨。比如高强度的电灯烘烤,高分贝而又定时的噪音器以及人海战术,轮番上阵审问等,其基本的目的就是使得问题干部精神崩溃,而招供了事
面起到警示作用。
现在,官场腐败早已超越送钱收钱的原始阶段,而是兴办各种经济实体,在企业中占股份,或者让亲戚承包工程以及套取国家项目等等,既能挣大钱,又有合法性的外衣。官商一体已经成为县乡干部的重要特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向上升迁的金钱要么来自于自己兴办的实体,要么来自于企业商人的资助。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在现今的县乡官场,是走不远的,这已经成为官场的通例,中县也不例外。
正是在这一点上,纪检部门成为县委贯彻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工具,成为惩处对县委决策阳奉阴违的异己分子的组织利器。
因为改革就是要突破常规,某种程度上就是要违规违纪。因此,如何区分违规违纪和改革的界限,如何敢于改革而又不翻
查到谁就停止
越来越严重的今天,纪检监察部门在干部仕途中的地位越发举足轻重,因此,如何与纪检监察部门搞好关系就越发成为干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这种格局下,请纪检干部吃饭,给纪检干部送礼物红包乃至金钱贿赂就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同时非常明显的是,纪委成为干部子弟的聚集地,成为干部阶层自繁殖的重要机制和平台,特别是几个县领导的子女,非常扎眼
查处官员的亲属在纪检部门工作的例子越来越多,比如,中县 2007 年被省纪委查处的民政局长,其女儿就在中县检察院上班
下面来看 2005 年的县文化局长贾本声受贿案。先看贾本声的交待书,这里面有大量的官场潜规则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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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陈从丽的感情要求,并以自行车和手表等物质相诱。同时在两人的关系中,徐庆中对妻子的不满意以及陈从丽的丈夫在外地跑生意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恐惧和羞耻是罪恶的通行证
1992 年分税制实施之后,其中的一个后果,就是县乡财政的“缺口化”运行,再加上当时中县兴办各种经济实体,使得本来就紧张的县乡财政雪上加霜,而问题的解决之道之一就是把财政负担转移到农民头上,于是各种形式的摊派和税费不断出笼,这是当时干群矛盾频发的基础性因素。
计划生育这一政策,取得了少生 4 亿人的巨大成绩。如果数据属实的话,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针对自身的生物工程了。但是,在中国乡村,计划生育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血腥和暴力。一部计划生育史,就是一部中国农民的血泪史。
凡是涉及到计划生育工作,公检法一概不受理
鉴于当时各地恶性事件不断发生,1995 年 7 月国家计生委下发《关于印发在计划生育行政执法 中坚持“七个不准”的通知》
重典治吏,群众监督,这是毛时代留给后人的行之有效的反腐措施
干部的纪律处分体现非常明显的公私分明:因公 务活动受到的纪律处分明显要比因私人活动受到的纪律处分轻,并且对干部的仕途往往影响不大。
县委书记
对比贾本声本人的交待和纪检机关的认定受贿事实,可以发现很多令人深思的现象。 从贾本声的交待来看,中国党政机关存在一条自下而上的利益输送管道,也就是官僚体系中的 “上贡”体制,官场称之为“打点”。这一体制来自于深厚的中国政治传统,是沿袭下来的封建陋习。
的翻脸只不过是矛盾的总爆发
同时认定他挪用项目专用的一台彩电。据周国飞说,这台彩电当时从北山市卫生局拉回来后,由于太晚了,就放在自己家中,用了一年多,没有及时交给局里。最后
为中国基层政治精英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而翔实的县乡样本。
从纪检部门落实的贾本声受贿事实来看,主要是权钱交易,利用林业局长这一职权在人事录用,办理行政许可证件等事项上获得非法利益。但从纪检部门的认定来看,有几个现象非常明显:一是时限性,基本是近 5 年来担任林业局长的受贿事实,对于 5 年之前的担任计生委主任和团结乡党委书记期间的受贿事实不予认定。二是只认定现金,对于礼物馈赠则基本不认定,特别是属于人情往来的。三是对于上贡之利益输送不认定,也就是只认定收,而不认定送,因为这已经超出中县纪检部门的职权范围,但他们可以向上反映。四,只认定个人收受,而对于集体消费,比如公款旅游和建楼堂馆所以及滥发奖金等则不认定
作为理性行动者与制度的多重博弈。多数干部的最大欲求在于晋升,所以围绕晋升展开的博弈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一个执政党,一定会精心设计其干部的晋升制度,因为这是最强有力的激励和导向。但一种晋升制度一旦付诸实施,面对的就是无数干部挖空心思寻找对策。可以说,任何周密的制度设计都难以应对这样的博弈,这也是干部制度不断改革的内在逻辑。而从中县的干部制度实施看来,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从而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困境和悖论。 根据政绩来选拔任用干部,本意是能力主义,通过政绩标准来激励干部创造业绩,从而推动一 个地方的发展。实际演化的结果却是假政绩泛滥,形象工程层出不穷,不仅不能促进一个地方的发展,反而劳民伤财,给地方发展造成很大的损失。而如果不凭政绩,我们几乎无所凭借。 民主推荐的票决制,其本意是改变少数人选拔少数人的弊病,让多数人投票选拔干部,增加民 意基础,增加民主含量,增进选拔任用的合法性。但实际演变的结果却是拉票横行,公关型干部的兴盛。拉票不仅造成党风政风的恶化,更给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留下不小的财政窟窿,同时也给干部的仕途和身体埋下隐患。但是,如果不投票民主推荐干部,完全上级任用,那就是少数人选少数人,就是专权,就会使得干部只对上司负责。显然,无法往回走,只能向前行,那就是扩大投票范围,但这只会造成拉票的范围更加扩大,投入的费用也更加高昂。这正是基层政治面临的中国式悖论和困境。
笔者发现了上述悖论和困境,却无力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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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惯例一旦形成,就形成了路径期望和路径依赖,如果转轨,不遵循惯例,就会被认为不按规
如果没有外部挤压,副职晋升正职应是主流晋升路径
因此,垂直部门由于部门壁垒坚固,一把手轨迹基本为系统内晋升或者下派,和复杂的地方干部轨迹形成了鲜明对比,其竞争小,机会多,成长路径也更顺畅。
再次验证了政—党螺旋晋升模式,即党务干部经过晋升锦标赛的筛选后,进入上一级的政府部门,然后再从政府部门晋升到党委部门,再进入上一级的政府部门,周而复始,螺旋上升,从而呈现螺旋晋升的路径模式
县直部门
中县现有干部 11000 多人,实职处级干部只有 4 人
政府干事、党委决策
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常委—县长—县委书记 这个路径链中
在一线岗位竞争式晋升的锦标赛中,优胜者得以继续晋升,淘汰者则可以进入人大政协二线岗位,继续发挥监督或者参政的作用,这样就形成既有出口,又有后路的超稳定结构
但是,土地局在县里是个非常重要和敏感的位置,事关全县的发展,但县委对他出 任土地局长不放心。县委和市土地局博弈的结果就是,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回来出任土地局长,而县里提供一个街道办主任的位置给他。
这就是中国干部政治生涯中的关键部门、关键岗位(“双关”)机制,即产生干部的摇篮。
对于农业为主的中县来说,农林和教育干部是地方发展所急需的人才资源
乡镇工作特点。乡镇是综合全面工作,可以使干部得到全方面的锻炼。乡镇直接面对群众,经常面对急事、难事和麻烦事,很多事情是县直部门工作的干部无法想象也是遇不到的。
为什么秘书岗位多出干部?主要因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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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的学历和年龄一样,在调整干部的时候,往往成为领导手中的筹码,成为领导艺术地处理难题的工具。特别是在一些情况复杂,领导无法取舍的时候,学历和年龄就会成为杠杠,其重要性也就立刻彰显无疑
上面所有这些要求全部体现一个传统:异地为官,不得在其成长地为官。从乡镇到县到市,均 有明
而 1966 年文革的爆发,以一种酷烈的方式完成了政治精英大转换,很多南下干部被作为当权派打倒。中县随着县委书记刘和初的上吊自杀,宣告了“南下干部”领导时期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地方势力的崛起
但是在国民教育体系完备,干部学历大规模提升的今天,党校学历教育何去何从,已经是摆在各级党校面前的重大问题。党校文凭在党政系统内是承认的,这对于正规国民教育序列毕业的干部来说,无疑是极大的不公平。很多中县干部戏称党校为“文凭批发基地”。所以,要么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党校放弃学历教育,就象前些年的军队弃商一样。要么党校革自己的命,严格学历教育,重新建立党校文凭的国民公信力
符合县处级一般在本市范围内进行交流的规定。从权力格局来说,中县实际形成了权力核心由外县人掌握,中县人辅助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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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把主要工作目标下达给北山市,北山市把主要工作目标下达给中县,中县则把主要工作目标下达给乡镇,乡镇则把工作目标下达给村,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绩同构”现象
它既可以解释为什么 30 年来中国地方翻天覆地的巨变,也可解释为什么虚假政绩和政绩工程不断出现,
陈书记对中心任务的坚持在中县公疗医院院长张南国被免的事件上也体现无疑。当时张南国和几名卫生系统领导到北山市学习,看到路两边作为农业开发系列而栽的苹果树,张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陈书记那,陈书记听后非常生气,当即把卫生局长叫来,对他说,限你三天,免掉张南国,不然,你辞职。卫生局长不敢怠慢,第 2天就在公疗医院召开大会,当场免掉了张南国的院长职务。晚上,当张南国到了卫生局长家,痛哭流涕地问为什么免其职务时,卫生局长痛斥说:谁叫你说陈书记胡球整。
1978 年以来,中国党政系统实行了以激励为主的政绩型干部体制,政绩在干部的仕途中起基础性的作用,这也就是常说的“有为才有位
当时的机制是,乡镇和村集体投资兴办,资金来源一是银行贷款,二是干部集资,三是乡村原来的积累
但是,集中大规模养殖的问题很快暴露,一是价格大跌,养的越多,亏损越大。二是疾病流行,不少乡镇的猪圈和养鸡场都是成圈成圈的死亡
更关键的是集体投入,亏了也是公家承担,干部们没有责任心,同时养殖技术也不
在当时行政压力下,很多乡镇选择了造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造假反而起到了减少损失的作用。
一是任务紧迫,仓促上马,很多项目根本没有可行性,二是不懂经营,三是没有经验,四是不会管理,五是资金短缺,这些都决定了经济实体的倒闭命运。
办公室主任职位特点,
没有技术和经验,时不时还上当受骗,这就是当时的经济生态
就这 2 年多的村村冒烟,全县加上乡镇,背的债务不下 4 个亿。你这样做,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其实也没有提拔啥。
陈道白后来晋升为北山市人大副主任
级要求党员干部参加义务劳动,我们几个局长都太忙,有很多大事要处理,办公室主任要带领机关干部到最艰苦的地方,清理卫生死角,要浑身汗湿透,满脸脏兮兮,起模范带头作用。写总结时,要夸大劳动成果,明明只清理两平车垃圾,要上报两汽车,要突出领导的成绩,明明局长没参加,要上报全体领导个个汗流浃背。 二厢站立,就是局长在接待客人时,办公室主任要垂手而立站在一旁,递烟倒茶眼头要活。比方说,留客人吃饭,办公室主任要跑饭店、定房间、购烟酒,然后在门口迎接领导和客人,主动上前开车门,用手护住领导的秃头,防止发生流血事件。喝酒的时候,要频频敬酒,领导不能喝的时候,主动接过领导的杯子,菜上得慢的时候,要主动去催菜,看到冷场的时候,要会调节气氛,要让客人喝倒,领导喝好。 三餐无味,就是一日三餐要围着领导转,为领导的膳食搞好服务。比方说,无论你正在吃饭或睡觉,领导一个电话,你要立马赶到。领导几点钟吃饭,吃什么饭要心中有数,要主动打好饭送到局长办公室,吃完了,要帮领导洗碗。要把领导的家事当作自己的事,局长的爹死了,要像自己的爹死了一样,甚至比自己的爹
北山市的“农业行动计划”由中国农科院进行规划,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进
行评估,应该说视野大,眼界高。但就是这样国家级的龙种,在中县收获的却是跳蚤。是规划的问题?还是实施的问题?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但是,在大多数失败的同时,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庞庄的刚葱,西城的洋葱,李庄的
一方面说明了市场力量的强大,农民认市场,不认政府;一方面也说明了政府的职责在于服务,在于引民致富,而不是逼民致富。
当时我所在的乡镇,有一年乡里工资都发不出来,却花 367 万元去搞蔬菜种植。
仅仅 5 年,当年轰轰烈烈的农业行动计划就销声匿迹了。
杨玉琴后来晋升为汝水市副市长
股份制合作企业
西城乡大力扶持民营经济而不是直接兴办实体的发展之路
假政绩的根子在上面,根本问题就是不实事求是
当时等于天天坐在火山口,所以我后来坚决不再做党委书记。‛(访谈,2009) 政绩型干部体制,需要以政治忠诚为基础,需要听话服从,而政绩也是围绕上级中心任务产生的政绩,是需要上级认可的政绩。只有把忠诚和政绩很好的结合,才能有较大的晋升机会,这就是忠诚—政绩激励机制的运行逻辑(杨
2002 年之后,鉴于各地血的教训,河南省明确提出,不允许县乡政府直接投资兴办经济实体,而是大力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极其正确,可惜姗姗来迟了,因为巨额的乡村债务已经形成。而 2005 年的取消农业税,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政策,乡镇政府想办经济实体,也没有财力去办了。现在,中县已经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天下
是农业社会发展转型,很多东西需要探索。三是政绩工程都是集体决策,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同时,领导的出发点往往也是好的,很多后果是预想不到的。四是存在信息失真,纠错机制滞后的问题,很多领导不要说当时,就是事后也不
一定知道真实的损失情况。五是经济环境的问题,很多干部是在公有制的环境中成长的,接受私有制需要一个过程,完全转轨的过程肯定要付出代价。六是盲目学习的结果,很多中县干部痛苦的思考就是:为什么江苏和广东等省集体兴办企业就能成功,而中县集体兴办企业全是失败,为什么?
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对关系的谴责代表了制度化和普遍主义的理念。但是,是关系使得整个中国的政治体系充满了活力,其充当了上下沟通和流动的桥梁,是官僚体系的润滑剂,是制度化的有益补充。在中国,运行良好的政治体系,一定是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良好结合,两者互相缠绕,不可或缺
党通过建立自上而下的政绩指挥体系和设置自下而上的晋升竞赛,把各级干部投入到经济发展的竞技场中,通过发展和绩效来识别和选拔干部,相对于之前的政治忠诚和政治表现标准,转变为可以考核和量化的以经济为主的综合标准,这是行政管理的一场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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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罪我言,是存明哲
首章
从中县干部的构成来看,中县干部体系是包括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和正处级的四层金字塔。
💭 1、正国级
国家级正职(一级干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2、副国级
国家级副职(二级干部)。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纪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注:正国级、副国级领导同志统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
3、正部级
省部级正职(三级干部)。包括各个省级行政区的省委书记、省长、省政协主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直辖市市委书记等。以及国家各部部长等。
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下属部委行署室和事业单位(党组)正职领导人(如教育部部长、国家发改委主任)(特殊规定的副职),最高人民法院正部级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正部级院长,各人民团体(党组)正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正职领导人(如江苏省省长、北京市市长)(特殊规定的副职),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国家正部级企业正职领导,部队正军职干部(如南京军区司令员、18集团军长)。
4、副部级
省部级副职(四级干部)。包括各个省级行政区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等(直辖市市委副书记等。以及国家各部副部长等,还有一些行政级别是正厅但是必须要副部级来兼任的,一般认为那个单位是副部单位,如省宣传部、组织部、纪委等必须由省委常委或者省委副书记任。
中共中央纪委常委,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下属部委行署室和事业单位副职领导人(党组成员)(如公安部副部长、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和副部级机关(党组)正职(如国家文物总局局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部级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部级院长,各人民团体(党组)副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副书记、常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副职领导人(如安徽省副省长、重庆市副市长),省纪委书记,副省级城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正职领导人(如南京市市长)(特殊规定的副职),国家正部级企业副职领导,国家副部级企业正职领导,副部级高校党政正职。部队副军职干部(如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31集团军副长)
5、正厅级
地厅级正职(五级干部)。以前叫厅局级,主要是地级市(各自治州)市委书记、市长、市人大主任、市政协主席、省级下属单位,如省公安厅厅长、国家各部下属单位,如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直属部委行署室和事业单位的下属司局室正职(如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副部级机关(党组)副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直属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正职(如河北省交通厅厅长,重庆市财政局局长),副省级城市党委(副书记,常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副职领导人(如宁波市副市长),纪委书记,各地市(设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正职(如苏州市市长),国有副部级企业的副职和正厅级企业正职领导,省署高校党政正职。部队正师职干部(如1军后勤部部长、34师政委)(注:正厅长级以上为高级领导干部。)
6、副厅级
地厅级副职(六级干部)。地级市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副市长、市人大副主席、市政副协主任、,省级下属单位,如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各部下属单位,如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等,还有一些行政级别是正处但是必须要副厅来兼任的,一般认为那个单位是副厅单位,如市政法委,市宣传部、组织部、纪委等必须由市委常委或者市委副书记兼任。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直属部委行署室和事业单位的下属司局室副职(如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人事部人才流动开发司副司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直属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副职(如黑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副厅级正职(如南京市教育局局长、江宁区区长),副省级城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下属机关正职,地市(设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副职(如苏州市副市长),纪委书记,国有副厅级企业的正职和正厅级企业副职领导,省署高校党政副职,大专正职。部队副师职干部(如35师副政委、179旅旅长)
7、正处级
县处级正职(七级干部)。包括县(县级市、区、旗等)委书记、(区)县长、(区)县人大、(区)县政协主席、市各单位局长,如市公安局、司法局等,还有厅级各单位下属,如省公安厅X处,省委办公厅主任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直属部委行署室和事业单位的下属处室正职(如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经济作物处处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直属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下属处室正职(如广东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处长),副省级城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下属机关副职(如沈阳市卫生局副局长、浦口区副区长),各地市(设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下属单位正职(如扬州市劳动局局长),各县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正职(如滨海县县长),国有正县级企业的正职,省署高校院系处室领导,重点中学正职。部队正团职干部(如105团政委)
8、副处级
县处级副职(八级干部)。包括县(县级市、区、旗等)委副书记、县(区)委常委、(区)副县长、(区)县人大、(区)县政协副主席、市各单位副局长,如市公安局、司法局等,还有厅级各单位下属,如省公安厅X处,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直属部委行署室和事业单位的下属处室副职(如农业部兽医局防疫处副处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直属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下属处室副职(如江苏省教育厅人事处副处长),各地市(设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下属单位副职和副处级单位正职(如南京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处长、玄武区卫生局局长),各县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副职(如奉化市副市长),纪委书记。国有正县级企业的副职,副县级企业正职。市属中学正职。部队副团职干部(如105团参谋长)
9、正科级
乡科级正职(九级干部)包括乡、镇、办事处党委书记、乡长、镇长、办事处主任、以及镇级人大等,还有处级下属,如县公安局长等。
各地市(设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下属单位所属科室正职,各县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下属单位正职,各乡镇党委,政府正职,国有正科级企业的正职,县属重点中学正职。
10、副科级
乡科级副职(十级干部)。包括各乡、镇、办事处党委副书记、党委委员、副乡长、副镇长、办事处副主任、以及镇级人大副主任等,还有处级下属,如县公安副局长等。
各地市(设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下属单位所属科室副职,各县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下属单位副职,各乡镇党委,政府副职,国有正科级企业的副职。
11、正股级
所股级正职(十一级干部)
乡科级再往下,就是所股级,一般是乡里边财政所、派出所科员也是该级别。
公务员除了其所任职务以外,还有级别。公务员的级别高低,既体现公务员所任职务的等级高低、责任轻重和职位难易程度,又反映公务员的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和资历等素质条件和工作状况。这是我国公务员制度的一个特色。各国公务员都有级别,但确定级别的依据和级别所反映的内容不尽相同。在美国等实行职位分类的国家,公务员级别反映的是公务员所在职位的责任轻重和难易程度,与公务员本身的资历条件无关,级别不随人变化。责任轻重和难易程度相同的职位划入同一级职位,职位的工作任务和责任不变,级别也不变。而在实行品位分类的国家,公务员的级别主要反映公务员本身的学历、资历等条件,级别随人走,同一职位可由级别不同的人来担任。我国公务员的级别,既考虑了职位分类的因素,又吸取了我国传统的官员品位制度、干部等级制度以及现代品位分类的因素。
中县位于河南省
💭 “中县”的原型就是河南省新野县,由此则显然可知“北山市”指的是南阳市。
间中共 172 位省委第一书记的仕途轨迹进行考察,从理性—技术的官僚模式出发,认为专业技能和技术技能将成为精英录用的决定因素,虽然从 1949 到 1987 年,省委第一书记中只有 16%的技术官僚,但 Chiang Chiahsiung 观察到,1977—1987 年,省委第一书记中技术官僚比例显著增加,这代表了一种重要趋势。
💭 毛泽东在1976年9月9号去世。权利经过华国锋,最后邓小平成为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这需要大量的科技管理型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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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 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北岛:《结局或开始》
💭 文科的博士论文,这里可以写一点与论文无关的内容,但是理科的论文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最多是在致谢中出现这种现象。
一方面是党规党纪的日益完备,一方面是各种潜规则的盛行,这两者的矛盾冲突使得每个干部都是纪律之网中的一部分,处于“非法化”生存状态,一旦问责,何患无辞?
💭 一旦问责,何患无辞?
越来越严重的今天,纪检监察部门在干部仕途中的地位越发举足轻重,因此,如何与纪检监察部门搞好关系就越发成为干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这种格局下,请纪检干部吃饭,给纪检干部送礼物红包乃至金钱贿赂就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 是的呀,纪委干部也要被监查
查处官员的亲属在纪检部门工作的例子越来越多,比如,中县 2007 年被省纪委查处的民政局长,其女儿就在中县检察院上班
💭 要执行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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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直部门
💭 “县直部门”通常指的是县级政府直接管理的各个行政部门和单位。这些部门负责执行县政府的政策、提供公共服务、管理地方事务等。常见的县直部门包括财政局、教育局、卫生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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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集中大规模养殖的问题很快暴露,一是价格大跌,养的越多,亏损越大。二是疾病流行,不少乡镇的猪圈和养鸡场都是成圈成圈的死亡
💭 还没看到这里,就知道价格会跌了。产品的价格由供需决定。供给增加,价格必然下跌。
陈道白后来晋升为北山市人大副主任
💭 “陈道白”是被技术处理后的化名。
要是知道真名,我一定去查看一下这个人的整个履历。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
在B站,最近有一个记录2003年中国的视频:【2003年的中国发生了什么?【激荡四十年·2003】】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ZxWerE6q/ 。《激荡四十年·2003》中的内容,它在一个小时里面介绍了中国2003年发生的大事,粒度还是太粗了一些。它的另一个不足是,历史是连续的,一年不过是某类事情的一个时间片段。
《中县干部》恰好也是今天看完。它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冯军旗的学位论文。所以,可以信任其中内容的真实性。它记录了1978-2009年,河南省新野县的官场运行方式。它是记录了历史,记录了那些确确实实发生的事情。
下面这段摘录自论文的结论。
1978 年以来,中县干部仕途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制度化和例行化。从干部的退休制度开始,学历规范、年龄规范、任期制、交流制、选拔任用制度、退休制,直至逐步实施的公务员制度、问责制,等等。可以说,中县干部仕途的进入、晋升、退出和激励惩罚,都已经高度制度化和例行化了。稳定的政治运行体系有利于制度的累积,制度的累积也会有益于政治体系的稳定和效能,这是一个互动深化、螺旋上升的过程,对于干部的仕途发展,政治体系的良性运行,都具有重要作用,也是 30 年来基层政治的主线之一。
制度化的目的在于形成规范。但是,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一回事,制度的实施、运行和演化则是另一个回事,时下发生的正是二者的偏离。其原因是围绕制度的博弈,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从干部制度来看,每一项干部新制度的颁布实施,都会带来干部行为的变化,这实际上是干部作为理性行动者与制度的多重博弈。多数干部的最大欲求在于晋升,所以围绕晋升展开的博弈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一个执政党,一定会精心设计其干部的晋升制度,因为这是最强有力的激励和导向。但一种晋升制度一旦付诸实施,面对的就是无数干部挖空心思寻找对策。可以说,任何周密的制度设计都难以应对这样的博弈,这也是干部制度不断改革的内在逻辑。而从中县的干部制度实施看来,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从而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困境和悖论。根据政绩来选拔任用干部,本意是能力主义,通过政绩标准来激励干部创造业绩,从而推动一个地方的发展。实际演化的结果却是假政绩泛滥,形象工程层出不穷,不仅不能促进一个地方的发展,反而劳民伤财,给地方发展造成很大的损失。而如果不凭政绩,我们几乎无所凭借。民主推荐的票决制,其本意是改变少数人选拔少数人的弊病,让多数人投票选拔干部,增加民意基础,增加民主含量,增进选拔任用的合法性。但实际演变的结果却是拉票横行,公关型干部的兴盛。拉票不仅造成党风政风的恶化,更给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留下不小的财政窟窿,同时也给干部的仕途和身体埋下隐患。但是,如果不投票民主推荐干部,完全上级任用,那就是少数人选少数人,就是专权,就会使得干部只对上司负责。显然,无法往回走,只能向前行,那就是扩大投票范围,但这只会造成拉票的范围更加扩大,投入的费用也更加高昂。这正是基层政治面临的中国式悖论和困境。
这是十五年前的”中县“。这十五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时的”中县“,又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