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倾十年心力完成的权威巨著《邓小平时代》,是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的全景式描述。作者对邓小平个人性格及执政风格进行了深层分析,并对中国改革开放史进行了完整而独到的阐释。书中涵盖丰富的中外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以及为数众多的作者独家访谈。对中美建交、华国 锋历史评估、改革开放的幕后曲折、邓小平和诸多当时关键人物之关系、香港问题、邓小平南巡等重大议题均有详述及剖析。本书既具学院研究的严谨专精,又对中国现实政治与事理人情有透彻把握,被誉为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著作。
| 分类 | 政治军事-政治 |
|---|---|
| 出版社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 出版时间 | 2012-11-01 00:00:00 |
| ISBN | 9787108041531 |
目录 35 章
- 封面 2 字
- 版权信息 155 字
- 献词 36 字
- 中国大陆版序 1,494 字
- 前言 12,429 字
- 导言 10,097 字
- 邓小平的人生经历 3 字
- 第1章 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 21,031 字
- 曲折的登顶之路1969—1977 3 字
- 第2章 放逐与回归,1969—1974 27,472 字
- 第3章 整顿,1974—1975 20,179 字
- 第4章 向前看,1975 26,410 字
- 第5章 靠边站,1976 17,440 字
- 第6章 复出,1977—1978 21,068 字
- 开创邓小平时代1978—1980 3 字
- 第7章 三个转折点,1978 22,530 字
- 第8章 为自由设限,1978—1979 10,929 字
- 第9章 苏联—越南的威胁,1978—1979 19,462 字
- 第10章 向日本开放,1978 12,048 字
- 第11章 向美国开放,1978—1979 28,716 字
- 第12章 重组领导班子,1979—1980 17,784 字
- 邓小平时代1978—1989 3 字
- 第13章 邓小平的统制术 11,121 字
- 第14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19,028 字
- 第15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 18,688 字
- 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1982—1989 18,575 字
- 第17章 台湾、香港以及西藏问题 31,986 字
- 第18章 为军事现代化做准备 19,664 字
- 第19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 21,457 字
- 邓小平时代的挑战1989—1992 3 字
- 第20章 北京:1989 21,010 字
- 第21章 稳住阵脚,1989—1992 14,600 字
- 第22章 终曲:南方之行,1992 17,206 字
-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3 字
- 第23章 转型的中国 14,741 字
第22章 终曲:南方之行,1992
基本观点: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也不等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10年来一直忙于工作,从未逛过商店,但是他有一天上午去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零售商店——上海第一百货公司。他在这里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消费品,这与14年前改革刚开始时消费者在货架上看到的可怜的供应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只会使他对中国的进步感到更加自豪。[插图]在女儿邓榕的帮助下,他给孙子们买了几支笔,作为送给他们的礼物
2月中旬,邓小平回京前几天,江泽民已经在公开说,他拥护邓小平进一步改革的呼吁。[插图]江泽民通过从珠海得到的报告认识到,邓小平已经下定决心,大胆推进改革开放。江泽民从邓小平的南行中,能够看到他争取到了北京和地方重要领导人的很多支持。[插图]
上海、广东等地的领导人希望加快市场开放,对其结果更加乐观,所以都站在了邓小平一边。即使没有邓小平的南行,外国制裁的逐渐取消和稳健派在降低通胀压力上取得的成功,也会使中国的领导层提高发展目标
在考虑自己的思想遗产时,邓小平说,领导人不能夸大本人的作用,要实事求是。推动改革开放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过程,没有哪一个或几个领导人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例如,谁也没有事先深入思考过依靠乡镇企业,它们却成了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1978年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功,是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经验。他本人的作用只是把这些发展做了总结,向更多的人推广
领导人要想办法鼓励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决定一旦做出,就应当服从集体决定
鉴于上海的巨大规模和人才储备,它的任何进步都将对全国的发展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不但能够惠及邻近的江浙两省,而且还有长江流域的数亿人口。
鉴于天安门事件和苏东各国政权崩溃后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江泽民能成功地掌舵稳步前行,堪称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最后几年他是与家人一起度过的,并受到党和人民的爱戴。他引导中国完成了从落后、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一个有国际影响的现代化经济强国的艰难过渡。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1994年春节。此后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再也没有力气参加会议了。他于1997年2月19日午夜后去世,享年92岁,死因是帕金森氏综合症和肺部感染
于是邓小平拿出了他的惯用手段:不把时间浪费在争论上,他要采取行动争取支持。
邓小平一向反对空话、长篇报告和不做认真准备的会议,他曾说过,“没有话把嘴巴一闭……会议和讲话是为了解决问题的。
第3章 整顿,1974—1975
国家财力有限,能让钱用于现代武器系统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人员开支。即便是那些担心自己被裁掉的人也很难反对邓小平的这个理由
为了减少对裁军的抵制,邓小平加大了为复员和转业军人找工作的努力。尽量安排退休的部队高层干部在地方党政机关或国营企业工作。普通军人主要安排到农村担任公社干部,还有一些人转业去了工厂。[插图]政府干部被要求负责在当地为老兵安排工作
徐州铁路局
1975年的形势既糟糕又麻烦。担任徐州铁路分局局长的造反派头头顾炳华能搞到武器,顽固抵制外人对他的控制。自1966年以来,顾炳华和造反派就占据着火车站附近的物资局大楼,将其作为他们个人的物资储备和供应仓库。当公安局前来抓捕一些工人时,顾炳华的同伙强行拘留了公安干警。顾炳华的同伙甚至一度夺取了徐州市党委的办公楼,把市委干部拘禁起来。
毛周二人在见面之前已经内定王洪文继续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他们也同意把领导政府的主要工作正式交给邓小平
干部区分开来。他们对基层领导说,要解散派系,承认错误;很多人听从后得到了留用。在随后召开的小组会上,每个人都表态不再加入派别,要保证货运畅通
邓小平不可能像解决徐州铁路局的问题那样,对另一些问题付出同样多的精力,但是这个案例鲜明地体现着邓小平克服混乱、为其他地方树立典型的方法。他尽量让毛泽东站在自己这一边;他依靠有成功经验的干部;他发文件,召开群众大会,利用军队使群众相信“文革”的政策不会轻易回潮;把阻碍进步的人抓起来,并督促建立新的领导班子。而且,他做起这一切来雷厉风行。
中国在1975年生产了2390万吨钢,与1974年的2112万吨相比显著增加,但并未达到2600万吨的目标。邓小平接受了这一进步幅度,宣布工作取得胜利。从12月15日到23日(此时邓小平已在上层受到小范围的批判),谷牧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与负责钢铁生产的省级干部讨论各种问题。虽然会上仍在唱高调,但高层干部们已经知道,在12月新的政治气氛中,邓小平受到围攻,地方干部对继续致力于抓增产已变得心有余悸。果然,邓小平在1976年第三次下台并被撤销一切职务后,当年的钢铁产量下降到2046万吨。
到2010年,拥有现代技术的钢铁厂在中国遍地开花,不用进行政治动员,中国就能达到6亿吨的钢铁年产量,相当于1975年钢铁产量的25倍
我们是人民军队,我们的任务是打仗
第4章 向前看,1975
胡耀邦能够设身处地为受过罪的人着想,因为他和他们都是被迫害的幸存者
答案还要从邓小平对中国未来需要的评估中找。薄一波后来说,如果邓小平肯定“文革”,他就无法进行整顿,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无法实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们的思想。[插图]他会留下拥护过去错误政策的记录,使他无法去做他认为推动国家前进必须做的事。一些被他撤职的造反派也会卷土重来,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尤其是在教育和科技领域。假如他能在毛泽东死后获得一定的统治权,他需要与阶级斗争划清界限,继续他的整顿政策,使那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视“文革”为一场灾难的人与他充分合作
在后来受到江青等激进派批判的会议上,邓小平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宁肯受罚也不说中国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周恩来在邓小平交出检讨5天后去世,邓小平很快就被华国锋所取代
他承认在发展工业之前必须增加农业生产,并认为工业要向公社提供农业机械
毛远新
“文革”期间,在汇聚了大量高级科学家的中国科学院,每250个科学家中就有一人被迫害致死;中科院上海分院的每150人中有一人死于非命
第13章 邓小平的统制术
邓小平很清楚,在新就业岗位出现之前取消国营企业,将造成严重的社会乃至政治问题,所以他决定把关闭缺少竞争力的国营企业先放一放,等到有了更多就业机会再说。
1981年“文革”后的第一批中国大学生毕业时,邓小平继续实行毕业生分配制度,把大学生安排到指定的关键岗位。直到1980年代末,邓小平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
他把很多有争议的问题放到一边,认为不妨把难题留给后人去解决,他们可能有更聪明的解决办法
最初企业主对雇7人以上十分小心,但是看到政府并不干预,其他企业主便起而效尤。邓小平并不与人争论,他只提到“傻子瓜子”,这是由安徽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及其雇工加工的十分著名的瓜子。“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支持“党内民主”的观点。对此他的理解是:领导人要倾听“建设性意见”,以减少犯严重错误的危险;然而,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一旦做出决定,党员就要执行
;像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这些批评中共的党员,哪怕他们做出过贡献,他也会毫不留情地将其开除出党、撤销职务
得到群众的支持后,再做出重大政策的突破。邓小平力求避免草率提出有可能引起很多高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抵制的政策。他最有争议的措施之一是解散农村人民公社,但他在1979年并没有公开赞成解散公社。他仅仅说,在农民饿肚子的地方,要允许他们找一条活路,即使是保守的反对者也难以批评这种观点。看到饥饿的农民因实行“包产到户”而产量大幅提高的报告后,他让人们广泛宣传这些成就。在很多地方传出成功的报道,即包产到户得到广泛拥护后,他才在1980年5月宣布支持这种做法,甚至这一宣布也不是广而告之。他仍然谨慎地表示,只在得到群众拥护的地方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而实际上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做法会迅速铺开。
第23章 转型的中国
在1978年开始改革之后,城市的领导人担心农民的大批流入将使城市设施和食品供应不堪重负,因而保留了城市户籍制度,这种制度长期限制着人们是否能得到城市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等各种服务。在1980年代初期,粮食和食用油的配给量几乎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食品供应不足以养活进城投亲靠友的农民。但是在1983年以后,随着食品供应的增加,政府开始允许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进城。当时,沿海地区的出口产业能够吸收大量进城务工希望过上好日子的农村青年。在中国历史上,有过战乱和饥荒导致数百万人迁徙的现象,但从未达到1978年以后那样的迁徙规模
在1980年代的中国,当市场爆炸式地增长时,不可能立刻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完备的法律法规;也不可能马上训练出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官员
邓小平时代发生的转型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规模和多样性;当时世界格局的性质;共享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全球体系的开放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无数具有创造力和勤奋工作的人们的贡献等等。但这种转型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当时这位最高领导人被赋予相当大的自由去引导政治过程,并拥有最终决定权,所以这一转型也是由邓小平这位领导者个人塑造的。当然,这一巨变的思想基础来自很多人,而且没有人完全预见到了事情将如何展开。我认为,邓小平也不是手持伟大蓝图、主宰着变革的设计师;事实上,这个变革的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不如说,邓小平是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他把各种想法进行梳理和总结,用他的团队和群众所能接受的步调和方式展示给他们。他在最高层提供稳定的领导,使人们能够在经历巨变时保持信心。他的工作是选拔和指导一个团队,让他们齐心协力开创并落实各项改革。他是解决难题的人,努力找出有利于国内外相关各方的解决方案。他帮助培育起强有力的统治结构,使之得以在中国人努力适应迅速变化的新环境时保持控制。他在确定问题的轻重缓急、制定实现最重要目标的战略过程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他向民众解释政策,以直白的方式讲明他们面对的整体形势和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如果出现争议,他是做出最终决定的人,并尽量将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分歧最小化。他支持对人们进行激励,也支持给人们提供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的希望,以免让人们以后失望。他赞成给各种专家——科学家、经济学家、管理者和知识分子——足够的自由,使他们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当他担心脆弱的社会秩序可能受到破坏时,也会限制他们的自由。在改善同其他大国的交往、与它们的领导人建立切实可行的关系时,邓小平扮演着核心角色。邓小平的全部工作都受一种深刻信念的指导,即采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将给中国带来最大的进步;而这一嫁接外国科技与管理的过程对中国既有体制所带来的震荡不仅是可控的,而且为了全体国民的福祉也是值得大力推行的
第5章 靠边站,1976
北京市的官员估计,4月3日星期六那一天,大约有100万人去过广场,当天广场上的人数最多时达到10万,并一直维持在数万人以上。[插图]北京市的领导发出紧急通知说,“不要去天安门送花圈……送花圈是旧习俗”。[插图]但是消息不胫而走,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估计超过了200万人)。人们向周恩来表达敬意,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
“四人帮”作为政治局委员一直抵制华国锋成为正式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因为江青也在觊觎这个位置
获胜者确实得到了真诚而普遍的拥护
。尽管如此,“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想通过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去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灭
周恩来同志一生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总是顾全大局,遵守党纪,善于团结绝大多数干部。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为其他领导人树立了生活艰苦朴素的榜样。邓小平又总结道,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疾病做了顽强的斗争
接着是总理周恩来,他死于1976年1月8日凌晨。红军的缔造者和早期军队领袖朱德死于1976年7月。毛主席在1976年9月撒手人寰。随着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只手就能撼动整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
第12章 重组领导班子,1979—1980
邓小平在1978年三中全会上的简短讲话是改革开放的集合号;他在1980年1月的讲话则是毛泽东去世后第一个确定未来10年总体目标的重要讲话
胡耀邦成了党的总书记。华国锋名义上仍是总理,但赵紫阳成为实际上的总理,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万里成为事实上的副总理,并担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这为在全国农业生产中实行包产到户铺平了道路。
因此认为不必要求个人忠诚。他领导的不是一个帮派,而是全党
于1980年11月初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尽管存在严重分歧,最后还是做出了撤销华国锋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这一决定在1981年6月正式宣布
讲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的作用
大跃进”的问题是“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文化大革命”“让党、国家和人民经历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当她问到毛泽东选林彪做接班人一事时,邓小平说,领导人为自己挑选继承人,是封建主义的做法。邓小平的意思很明确:毛泽东选华国锋做接班人也是不对的。在问到将来如何避免“文革”这类事情时,他解释说,党的领导人正在改进各项制度,以便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他们是共同干事业的同志,而不是私人朋友
邓小平为他的班子选出了3个他认为适合并相信有能力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干部:胡耀邦(1915年生)、赵紫阳(1919年生)和万里(1916年生)。胡耀邦已证明他能领导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赵紫阳在四川开展了很有前途的企业重组试验。万里对铁路秩序进行过成功的整顿
对邓小平班子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另一个人是邓力群(也生于1915年),他没有担任和其他人一样高的职位,但作为撰写讲话稿和党内文件的笔杆子,他能发挥很大影响,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而且得到陈云和王震的支持。邓小平班子里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胡乔木(生于1912年),他扮演着指导正统思想的特殊角色。在一个制度变化不定的时代,他们的个人背景、性格、倾向和工作风格,将对1980年代的走向发挥关键作用。他们都是头脑精明、经验丰富的人,已在党内担任了几十年重要职务。
;错误地吹嘘自己的成就,错误地刮起“共产风”,企图不顾现实去实现集体化的高级阶段。他承认“文革”是一个严重的政策错误,使林彪和“四人帮”等阴谋分子迫害了很多好人。他说,党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努力是不成熟的,它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得了惨痛的教训,为了美好的未来,当前要努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插图]他在讲话中还强调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样重要,胡耀邦后来又对这个主题做了更全面的阐发。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7章 三个转折点,1978
会议应该延长几天,听一听不同意见
邓小平访法归国和毛泽东去世之后,将出国愿望压抑已久的干部们终于有了新的机会。多年来一直告诫群众资本主义如何悲惨的官员们,开始争先恐后地亲自去看资本主义国家,已退休的老干部也争相走出国门
他当时正忙于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同时也在准备对越南可能进攻柬埔寨做出强硬反应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太少。……应当允许群众提一些意见,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无论在当时还是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倡过不受限制的言论自由
他表达了党内高层的一种主流观点:中国的两次大灾难——“大跃进”和“文革”,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允许一人统治,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因此中国需要建立法制,这样的话一个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法制一开始可能不健全、不完善,但可以逐步使其变得公正合理
不应纠缠于“文革”,因为他知道这只会造成分裂,可以让时间去解决问题:“安定团结是头等大事。”对参与过打砸抢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绝不能重用。但是,对犯过错误但做了真诚检讨的人,要给他们机会。然而,邓小平也特别提到一点:党对那些今后再犯错误的人将更加严厉
。与会者有理由期待,那个由大规模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僵化的意识形态、英雄崇拜、高度集体化和全面计划经济所构成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中国开始进入可控状态
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的干部于1978年4月至5月访问香港,评估了它在金融、工业和管理方式领域帮助中国发展的潜力。这些干部探讨了在临近香港边境的广东宝安县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可能性,这种加工区从国外运进原料,用中国的劳动力进行加工后重新出口,既无关税也不受任何限制。没过几个月,国务院就正式批准建立这个加工区,这就是后来的深圳经济特区
应当允许多大程度的自由?党和政府应当在哪里并且以何种方式为异见的公开表达划定界限?
与会者被告知,不要专注于过去的错误,要思考国家在未来应当做些什么
第19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
他们要扩大自由,使人民有机会对干部表达合理的意见,努力解决使群众有意见的问题
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
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基础研究的结束,需要进行一些政治体制的变革以配合新经济体制的发展
鲍彤被任命为政改办主任,他在1980年由中组部派去为赵紫阳工作
邓小平对1980年波兰罢工的反应,类似于1956年毛泽东对匈牙利和波兰起义的反应。先是允许开放言论,意在帮助改正官僚体制中最严重的弊端、争取那些感到需要有所改变的批评者。但是一旦发现对党的敌意威胁到了党的领导,就要进行压制
邓小平在1987年3月与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Paul Biya)的会谈中说,政治体制是否健康,要看政局是否稳定,是否有益于国家的团结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力能否持续发展。[插图]他没有提到扩大自由或倾听民众的声音
邓小平在审阅赵紫阳十三大报告的草稿时指出:“我们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保证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不受外界太多的干涉……在民主的问题上不要感情用事……民主只是手段,民主应该同法制结合在一起。只有依靠法律,我们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1986年的学生示威活动是自1976年“四五”运动以来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示威。1987年5月29日,在学生示威渐趋平静几周之后,赵紫阳对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过去跟外界没有多少接触的学生缺少判断是非的能力,看到美国和日本更发达,有些人便得出错误的结论,主张中国应当全盘西化,不理解这在国情十分不同的中国是不可能的
此外,当时仍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而是由国家分配工作,进行分配的部分依据则是分管学生工作的政工干部所写的评语。很多学生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去讨好这些政工干部,而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往往专横跋扈、不学无术
邓小平很清楚,毛泽东至死不放弃权力造成了极大危害。所以他决心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对高层领导人的任期要有限制,到期就退休。在1987年10月25日到11月1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邓小平辞去了所有党政职务,退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但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插图]其他老干部别无选择,也只好从正式职务上退下。陈云获准取代邓小平成为中顾委主任,第一线的工作则交给了赵紫阳
规定中顾委成员要有40年的党龄和领导经历,邓小平是第一任主任。[插图]中顾委的全部172位成员保留全薪、级别和各种待遇,但不再在正式决策部门任职
:“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插图]邓小平的这个结论,为那些试图对“文革”受难文学进行区分的宣传干部提供了一个指导原则。[插图]给整个党抹黑的要予以禁止,只反映某些个人不好的可以放行。
第17章 台湾、香港以及西藏问题
。这份《八一七公报》,连同1972年2月27日的《上海公报》和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报》一起,成为美中关系的3个基础文件。[插图]此后直到天安门事件为止,它为中美关系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它也为里根总统1984年4月下旬为期6天的中国之行铺平了道路,使他成为两国建交后第一位访华的美国总统。
1978年12月,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强被派往香港,考察香港能为大陆,尤其是广东的现代化提供哪些帮助。李强在访港时首次宣布,中国将接受外商投资,欢迎贷款。李强还邀请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邓小平知道港督麦理浩会讲汉语,在伦敦很有威望,与中共驻港代表也有不错的工作关系
虽然英国不太可能派出军队保卫香港,但当时正值英军考虑出兵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其为马尔维纳斯群岛),中国不能排除英国对香港有可能做出同样举动
值邓小平担任头号领导人几周之后。邓在元旦讲话中申明了收复台湾的重要性。他列出3个主要目标:(1)实现四个现代化;(2)中美关系正常化;(3)将台湾回归列入工作日程
邓小平需要的人要了解北京的想法,要能跟香港的领袖人物平等相处,还要有信心向大陆高层提供全面而坦率的报道。他想到的一个人选是许家屯
度多元化,有着十分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努力合作共事,因为他们深信维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是他们的共同利益
虽然许家屯提醒过邓小平和北京的其他高层领导人香港民众对中共统治持有疑虑,但是港督尤德于1986年12月5日去世后的几周内,香港民众所迸发出的对英国统治的拥护还是让北京的领导人感到吃惊。
最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保留了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北京有权任命行政长官、派驻军队和对影响外交及国防的问题做出决定。香港有权保留它的政治制度50年不变
可是,表决刚过4个月,香港的乐观气氛便被天安门广场的事件彻底断送了
许当时已经过了70岁的正常退休年龄,过去在沟通北京与香港方面成就卓著,但1989年以后,他无力再起到同样的作用。周南会讲英语,曾经作为外交部官员处理香港事务,他所受到的约束要严格得多,并以照本宣科的方式忠实传达北京的意见。几周后许家屯逃往美国,在那里获得庇护权并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
。1997年中方接收香港后,否定了彭定康的改革,他们谴责英国政府在统治行将结束时通过彭定康搞民主改革,是想强迫中国接受英国自己在统治香港的150年里从未实行过的政策
邓小平经常说,他希望自己能活着看到香港回归,但是他在1997年2月19日去世了,当时距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仅差几个月
此人便是当时与8万流亡藏人一起住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
1956年,四川藏区开始实行集体化改革,包括没收一些寺院。当地发生了骚动,尤其是在集中了大多数四川藏人的康巴藏区
他知道达赖喇嘛被藏民看作观世音菩萨转世,因此被视为一个神。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一个两岁的男童在1937年被认定为转世灵童,于是成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邓小平希望,通过把藏人与全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加快西藏的经济发展,能像其他地方一样,增加藏人对政府的拥护。他确实把发展西藏经济放在了全国重点工作中很优先的位置。中央鼓励富裕的省份为西藏提供财政援助、派遣懂经济的干部帮助推动西藏发展,由此加强西藏和各省政府的联系
1989年1月,邓小平为了控制骚乱,向西藏派了一名新的党委书记——胡锦涛
发展经济,扩大汉语教育,加强外部联系,和一些藏人展开合作,保持对分裂主义活动的严密控制
流亡藏人与北京领导人的僵局一直在持续,前者决心建立拥有真正自治权的大西藏,后者则相信通过发展经济、推动藏人接受汉族的教育和文化,将使西藏进一步融入全国的经济和文化
第8章 为自由设限,1978—1979
要提供法律保障,使敢言者不至于受到惩罚
因此必须坚定地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他警告说,不然的话,党本身也会受到攻击,这有可能导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否定,对整个这段历史的否定。邓小平认为,为了维护安定团结,党应当把对一些历史问题——例如“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先放一放。这位中国头号领导人提醒说,报纸对这个问题必须当心
邓小平想要允许比毛时代更多的自由,但他也希望确立一些原则,明确划定哪一些政治言论可以接受,哪一些则不可接受。他对胡乔木、胡耀邦和其他讲话起草人说,要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说明自由的界限。[插图]虽然准备这篇讲话只用了两三天时间,但它不仅为务虚会第二阶段定了调子,而且成为此后20多年判断文章、书籍或电影在政治上是否违规的指导原则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阐明了不容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间划定了界限。写作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到3月时,“民主墙”上张贴了更多抨击中共统治的基本制度的文章。由于政府未加限制,人们变得更加大胆,他们开始批评整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体制,甚至开始批评邓小平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社会如此庞大,人口众多,百姓十分贫穷且相互对立严重,在行为方式上明显缺乏共识,所以必须有一定的自上而下的权威。自由的边界能够放得多宽,而不至于使中国社会陷入1949年以前或“文革”式的混乱?在整个邓小平时代,这一直是造成分歧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判断民众的批评浪潮在何种情况下会导致秩序崩溃这一点上,中共领导人并无共同的标准。因此,对于如何设定和维护这条界线,他们内部也难免发生分歧。主管科学、高教、青年事务和统战工作的干部,往往会代表与他们共事的人的观点,一般会赞成较多的言论自由。负责公共治安的干部则较为慎重,主张对自由进行更多的限制。宣传部门的领导者往往摇摆不定:其中有些人受过良好的人文和社科教育,愿意为自己和他人争取更多的自由;但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很多人在传达和坚持这些限度时却变成了小暴君。
第20章 北京:1989
中共老一代领导人在1949年以前参加的学生运动,有着良好的组织、经过周密思考的计划和纲领,到1949年时学生领袖们已经共同奋斗了多年。1960年代后期的学生有参加红卫兵的经历。但是1989年聚集成群的学生没有任何组织经验。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可以脱颖而出成为领袖,但他们缺少组织、纲领和确保服从的程序,因而没有代表其他学生与政治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基础
最初自发的和平悼念胡耀邦的行动,演变成了游行、政治辩论、露营、愤怒的示威、绝食和日益失控的冲突
示威学生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不满于自己既有能力又辛苦工作,得到的报酬却少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企业主。不过他们也从1986年学生运动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即争取群众的支持对于他们的事业很重要。因此他们在1989年不再抱怨自己可悲的生活条件,而是采用了能引起民众共鸣的口号:民主、自由、更加人道和负责任的党、献身公益的干部队伍
。5月19日实行戒严的前一天,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就已选定江泽民做总书记;他们打算在四中全会后立刻宣布对他的任命。[插图]邓小平表扬了江泽民的果断行动:他以巧妙的方式关闭了《世界经济导报》,而没有引起强烈反应。江泽民从1983年到1985年当过电子工业部部长,曾在1985年向邓小平汇报工作。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冬季去上海度假时,江泽民作为市委书记接待他们,他们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他作为较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工作了3年,因此熟悉中央的事务。此外,他立场坚定,致力于改革,了解科技,有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这些都是邓小平认为领导国家所需的很重要的品质。
邓小平在6月3日承认,即使天安门广场的秩序大体得到恢复,也需要几个月甚至数年时间才能改变人们的想法。他并不着急,觉得没有必要谴责那些参加绝食、示威或请愿的人。他命令军队只把违法者和试图颠覆国家的人作为目标。他告诉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继续改革开放,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
。早上5点20分时大约只剩下200名示威者。他们被部队用武力赶走,到黎明之前的5点40分,正如命令所要求的一样,广场上没有剩下一个示威者
中国官方在6月4日过去几天后的报告中说死了200多人,包括20名军人和23名学生,大约2000人受伤
参加1989年示威的学生和较年长的知识分子,就像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一样,对国家的命运怀有一种很深的责任感,然而他们是温室中长大的一代,没有多少校园之外的经验。与40年代末的学生不同,他们没有用多年时间建立夺权组织;他们也不同于80年代初的学生,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斗争,也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的锻炼。他们是他们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的学生,但却缺少人生历练,只接受过考试的训练。他们在中国最好的中学和大学里,是教育改革的受益者
示威者不是政治组织的成员,只是一群人中的一分子,他们中的领导者如走马灯一样不断变化,参与者如一盘散沙。在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展现出了杰出的判断力和战略规划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即兴演讲和敢作敢为
那么,中国的学生为何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的抗议者,在6月4日之后不再举行抗议活动了呢?很多学生逐渐相信,只有通过缓慢地建立基础,通过改善更多人的经济生活,通过加深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理解,逐渐形成对民主和自由的经验,才能取得进步。甚至很多不是党员的学生也承认,领导人面临着国家失控的危险,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促进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稳定。很多人相信,尽管有腐败和自私的干部,但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它所带来的人民生活的改善,使延续共产党的领导要比其他选择更可取
的严重问题在下层进一步发酵和加剧。在80年代末,大多数学生更加关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如自主择业的权利。大学生们通过艰难的高考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与勤奋,觉得有资格获得他们想要的工作。但是在1989年,由于重要的产业和政府机关缺少训练有素的大学毕业生,政府的政策仍然要求大学毕业生服从工作分配
但他们也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在增长的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
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使他们能够自主择业。学生们其实很少花时间讨论选举制度。对普通民众来说,主要的担忧则是通货膨胀。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职工等拿固定工资的人,看到有钱的私人经商者炫耀其物质财富,推高市场价格,威胁到工薪阶层获得基本温饱的能力,这让他们感到不满。这个问题又因腐败而加剧:乡镇企业的从业者从政府和国有企业获取短缺的原料和资金以自肥;自主经营的企业家赚到的钱至少部分来自钻政府的空子。“官倒”想方设法把社会财富装进自己的腰包,遵纪守法的干部的收入却停滞不前。[插图]农民工开始纷纷涌入城市,也加剧了通货膨胀问题。
导言
到1956年时,国家已稳定有序,毛泽东原本有机会给中国带来富强。然而他却把国家拖入了想入非非的乌托邦,导致严重的食品短缺。1976年毛去世时,国家仍然处在混乱和贫穷之中
邓小平在不同时期扮演了大不相同的角色。1949年以前他是革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从1967年到1973年的“文革”期间,他利用下放农村的时间思考改革的必要。1974年和1975年时毛泽东仍然在世,邓被委以整顿国家的职责,这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他在1977年成为改革家,先是在华国锋手下工作,然后在1978年成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插图]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解决问题。他引导着中国的转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使得这个国家和他1978年接手时相比,变得几乎难以辨认。
毛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在邓小平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导致这些错误的制度缺陷
1927年回国后不久,他又回到周恩来手下,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当时,他们过去的同道蒋介石正试图将共产党斩尽杀绝
总之,1978年的邓小平,在思考中国最高领导人领导国家的战略方面已积累了50年的经验。
他见过许多朋友变成敌人、敌人成为朋友的事例
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1982—1989
会议的结论是支持价格双轨制,即一轨价格适用于国家计划内产品,另一轨价格则要适应市场的变化。完成定额的国营企业可以将超额部分以市场定价出售。这样一来,很多企业会转而以市场为导向从事生产,而在向市场转型的过渡期又可以依靠计划内价格获得一定的稳定性。有些世行官员批评价格双轨制,因为这会给国营企业的干部制造迅速牟利的机会,他们可以用计划价格购买商品、再以高价在市场上出售。但中国高层官员认为,他们有把握用行政处罚手段控制住腐败。
事实上,在陈云看来,制定比较低的目标而后超越,比制定高目标要好。因为下面的干部正干劲十足,如果目标定得太高,他们会冲劲过大,超过经济能够承受的限度。结果会造成供应短缺和通货膨胀,很快就会导致混乱,并使增长受阻
中国经济官员在访日期间看到,消费需求成为日本工厂的生产动力,从而减少了国家作为工业产品分配者的功能,这
零售价格指数则上涨9%——这是自改革以来最高的数字。[插图]确实,通货膨胀已经令民众极为忧虑。
经济“就好比一只鸟,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
正如陈云在1980年至1981年的经济调整政策为邓小平加快发展和改革铺平了道路那样;陈云在1985年至1986年的紧缩政策再次为邓小平继续向前闯提供了条件
他们坚持社会主义,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但他们补充说,高级阶段可以拖到一百年之
1988年初,邓小平决定要大胆推进改革,取消对更多商品的价格管制。正如他在5月中对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所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改善,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插图]5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5月30日至6月1日)批准了全面改革物价和工资的计划。邓小平多年来一直在了解物价改革的重要性,他知道市场价格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他对同事说,“长痛不如短痛”。长期以来不断有人告诉他,即使物价上涨也只会是暂时的,市场的力量可以让更多的供应者进入市场,价格自然会回落。邓小平此举的另一个考虑是有增无减的腐败,而价格双轨制正是腐败的制度性原因之一,正是双轨制使一些干部能够以国家规定的低价获得物资,再按市场上的高价转手卖
后来朱镕基选择在1990年代放开了物价,当时通货膨胀压力不大,民众也已适应了物价的温和上涨,因此更易于接受物价改革。朱镕基设法避免了硬着陆,他的政策被认为是极大的成功
1988年官方的零售价格指数比1987年高出18.5%,1988年下半年的零售价格指数则较前一年上涨了26%。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其他数据显示的通货膨胀率甚至更高。
然而,当1991年苏联和东欧的国家政权相继解体时,中国却能自豪地宣称,它在1978年以后取得了年均10%的增长率。是什么因素使中国在1980年代的表现远优于苏联和东欧
邓小平的做法是步步推进,不搞“大爆炸”(“big bang”,亦称“休克疗法”)式的一步到位。俄罗斯在1991年后听从了某些经济学家的建议,以“大爆炸”的方式迅速开放市场
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度,并为之配备能够适应当地文化与环境的体制、规章、法律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这是一项费时而又至关重要的工作。中国缺少必要的经验、规章以及精明的企业家或私人资本,不可能突然转向市场经济
邓小平没有强制推行新的体制——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或私营企业,而是让地方开展这类试验,然后宣传成功的经验,让其他地方按自身条件加以采用
1980年中国大陆取代台湾重新获得在世行的中国席位后,世行行长罗伯特· 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访华,为发展双方的新关系铺路。麦克纳马拉说过,没有中国的世界银行不是真正的世界银行,他顶住了美国政府要求放缓中国加入世行的压力。中国官员当时仍然担心外国会为自身的目的利用中国,但是麦克纳马拉的独立态度使他们相信,世界银行并不代表任何单个国家的利益
1980年10月,世行做出了一个在其历史上首创性的决定:它组织了一个由30位世界级专家组成的团队,前往中国进行为期3个月的考察。这些专家的研究特长包括中国经济、农业、工程、卫生和教育等各个领域。中国也组织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专家队伍和他们一起工作,其中就有后来担任总理的朱镕基。朱是自愿加入中方团队的,因为他将之视为学习的好机会
第1章 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
但是,就像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所有城市暴动,包括更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样,广西的起义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邓小平三起三落的“第一落”中,他被撤销了会昌县委书记一职,并和3个同事(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一起受到严厉批评,后被派往外地以示惩罚
从1937年到1949年,邓小平和刘伯承先是共同抗日,抗战结束后又在内战中一起打国民党,他们紧密配合,使“刘邓”成了一个固定的称呼
成渝铁路
1953年,财政部长薄一波丢掉了职务,毛任命邓小平接替了他。邓小平担任财政部长的一年,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
高岗有分裂党的危险
政治局常委
第14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习仲勋和杨尚昆设法使北京批准了一系列导致广东经济起飞的措施,但是从1980年到1985年间领导广东经济起飞的却是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他的搭档梁灵光省长以前是轻工业部长,被派到广东帮助其发展轻工业
相比之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的命运则要糟得多,他受指控要对福建晋江制售假药案负责。尽管北京的某些人总是批评任仲夷和项南,但他们在广东和福建实行的开创性政策不但仍在继续,而且扩大到了其他地方。
习仲勋和广东的领导班子于1979年4月17日带着方案草稿赴京,在最后定稿前与邓小平等人做了进一步讨论。习仲勋及其同事根据谷牧的建议提出,允许广东全省实行特殊政策,使其能够采取灵活措施,吸引生产出口商品所必需的外资、技术和管理方式。国家为工厂提供必要的土地、运输设备、电力和劳动力,提供外国人所需的饭店、餐厅、住房和其他设施。北京中央政府支持广东和福建两省,除了一般工作外,集中精力抓好广东的三个经济特区(毗邻香港的深圳,与澳门接壤的珠海和广东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汕头)和福建的一个经济特区(厦门)。邓小平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他对习仲勋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延安时期对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插图]邓小平这番话,是在直截了当地答复广东一行人在北京提出的请求:如果不给钱,给权,我们自己筹钱如何?[插图]在跟习仲勋谈话时,邓小平同意,要让广东和福建享有灵活性,以便吸引和利用祖籍广东、福建的海外华人的资金。广东的方案于1979年7月15日得到批准,成为中央第50号文件,它同意给予广东和福建吸引外资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插图]按邓小平的建议,这些地区称为“特区”。[插图]4个特区于1979年8月26日正式成立。考虑到国家计划的复杂性和计划干部的抵制,如果不是有邓小平、华国锋、谷牧、习仲勋等人的决心,很难想象这一系列安排能够在三中全会后仅仅7个月内即告完成。
第11章 向美国开放,1978—1979
他接着说,美国计划发表一个声明,强调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回答说,中国不反对美国发表这样的声明,但是“我们不能接受把它作为一个条件。台湾是内政问题,是基本的主权问题”
在美国继续对台售武的情况下,邓小平依然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关于他本人在做出一生中这个最重大的决定之一时有何考虑,没有任何记录可考。但他知道,这个决定将使他最珍视的目标之一——在有生之年看到台湾回归大陆——的实现变得异常困难。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同意呢?当时他刚刚在其势均力敌的同事中成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他可能认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加强他在中国领导层中的个人地位。或许更重要的是,邓小平还知道,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会让中国更容易得到它在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要的知识、资本和技术。
北京时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晚9时,双方发布了联合公报:“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相互承认,并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
次日邓小平又和卡特私下会晤,就中国进攻越南进行了最后的会谈。卡特向邓小平读了他连夜亲笔写好的笔记,解释他为何建议中国不要这样做的原因。卡特说,“中国挑起的武装冲突,将使美国对中国的普遍政策以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未来产生严重关切。”[插图]邓小平解释了他为何要坚持自己的决定,但是他向卡特保证,即使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也会在10天到20天后撤出。邓小平又进一步坚持说,中国攻打越南的好处将是长期的。如果中国这一次不给苏联一个教训,苏联就会像利用古巴那样利用越南。(邓小平还预言苏联也会进入阿富汗,而苏联确实在1979年12月入侵了阿富汗。
这既是为了遏制苏联,也是为中国的现代化争取帮助
《战略武器限制条约
第6章 复出,1977—1978
邓小平又解释说,不能把毛泽东在某个场合做的事拿来解释他在不同场合和时间做的事。毛泽东本人也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不管什么人,只要做事就会犯错误。一个人能做到七分正确就很不错了
邓小平没有看那封信,而是让邓力群把它退了回去。他说,胡乔木的批评我不介意,胡乔木只是讲了一些套话,这可以理解,没有必要为这种装样子的事道歉
毛泽东去世后,为了使华能够治国,政治局给了他相应的头衔: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军委主席。叶剑英及其同事宣布,党应当加强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而不再依赖某个领导者的个人人格
他正式下令在1977年举行全国统一高考
毛泽东认为这是把科学看得和阶级斗争一样重要。然后他介绍了从美国华裔科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他说,世界上正在进行一场科技革命,出现了一些全新的领域,高分子、核能、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航天和激光等等
辩论使用的是意识形态语言,其热情却是源于政治背景。在中共内部,公开直接批评领导人一向属于禁忌,但“文革”的受益者普遍支持华国锋,“文革”的受害者则普遍支持邓小平。
况且党内不少有影响的领导人也不想看到个人崇拜,担心这会破坏党内民主
逮捕“四人帮”在党的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大快人心,但是这激怒了那些认为自己追随的才是真正的毛主义的激进派。他们知道,毛泽东在去世之前,一直想在党内最高领导层为“四人帮”保留一席之地。这种异议使华国锋和他的两个老顾问叶帅和李先念处于守势。他们得竭力证明抓捕“四人帮”与继承毛的遗志相符。华国锋搜集各种材料历数“四人帮”的罪名,他下发的3份材料为逮捕“四人帮”符合毛的观点提供了证据。自从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一直宣称自己在继承毛的遗志,继续遵行他的政策。但是,一些宣传家和毛泽东的坚定追随者,却不断批评他偏离了毛泽东为党制定的路线。为了回应这些批评,华国锋指示他的拥护者写了一篇理论文章,以证明他忠实于毛的遗志,这便是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社论。这篇社论宣布,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要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照办,此即后来著名的“两个凡是”,它成了华国锋表明自己完全忠实于毛主席遗志的标志。[插图]华国锋显然没有料到它会成为一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认为中国应当脱离毛在人生最后20年所奉行的
前言
虽然我在1993年到1995年担任过与东亚事务有关的美国国家情报官员,但在本项研究过程中我没有接触过任何保密资料。所有关于事实的陈述、表达的意见或分析,均出自作者本人。书中提供的任何材料都不反映中央情报局或其他美国政府部门的官方立场或观点。书中任何内容都不应被推测为表明或暗示美国政府对作者的观点进行过信息认证或认可。这份材料已经中央情报局审核,以防保密信息外泄
年谱不提供解释,不进行褒贬,不做揣测,没有涉及一些最敏感的主题,也不提政治斗争
第18章 为军事现代化做准备
而中国和越南在1990年代恢复关系时一致同意不再提过去的冲突
有些中国人把攻打越南称为“中国最后的战争”。鉴于中国没有关于这场战争的公开讨论,不妨把它称为“中国被遗忘的战争
在邓小平认为同苏联交战的可能性减少后,他开始不再把国家资源投向军事现代化,而是转向其他三个现代化,尤其是陈云倡导的优先领域——农业和轻工业。军事现代化可以等一等再说
但根据官方数字,军费开支从1979年开始改革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不断下降到1991年的1.4%
导弹、卫星和潜艇的研发在“文革”期间普遍受到保护
这使邓小平可以继续压低军费开支,把资源用于发展民用经济。
为了达到建立一支专业化军队、逐渐为其配备现代装备这一目标,邓小平和叶剑英首先要撤掉那些已经变得“软、散、骄、懒”的人,为老干部建立退休制度,为裁军提供一个框架
1978年,与军工相关的国营企业生产的军品占其全部产值的92%,民品只占8%。到1982年这些工厂生产的军品比重下降到66%,1992年邓小平退下来时又进一步降至20%。
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大批军企转为民企身份,并获得了在市场上赚钱的机会,这一变化在1985年以后有助于减小军队的规模。例如,大批铁道兵和工程兵成了铁道部和首都建筑公司的下属单位
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使中国领导人看到,外国的军事技术在1980年代取得了多大进展,中国已经变得多么落后,而邓小平在这个时期却限制军事预算,将资源转向民用经济。但是,通过把军事冲突的风险控制在低水平上,邓小平成功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没有危及国家的安全。然而,在1995年,当邓的接班人面对李登辉可能会宣布台湾独立这一切实的可能时,他们断定这一危险已足以促使中国必须做好军事准备,不仅要攻打台湾,还要阻止美国在可能的冲突中支持台湾。中国需要阻止美国的军舰、飞机和军队接近台湾,以增加美国武力干涉的成本。从1995年开始,由于江泽民在军事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军费的增加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很快就超出了阻止美国接近台湾所需要的能力;由于中国的能源要依靠海上通道,中国也开始发展海军,致力于成为一个全面的军事大国。邓小平给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的要求理解更深刻的军队,以及一个更强大的民用经济与技术基础,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继续致力于军事现代化
1977年8月23日邓小平对中央军委说,部队过去是在战斗中得到锻炼,根据战场表现提拔干部。“现在不打仗,你根据什么来考验干部,用什么来提高干部,提高军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邓小平遭到了中央军委其他成员的普遍反对,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军队没有做好作战准备。人民解放军还没有从“文革”的破坏中复原,纪律涣散,训练不足。
中国大陆版序
。邓小平在被人问起他在中国的作用的时候说,不要夸大他个人的作用,在写他和他所处的时代时,既要写在他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也要写错误。我希望,假如邓小平今天还在世,他也会承认,不管我的书中存在什么问题,但还是努力按照他的“实事求是”的教导做的。
第15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
1962年,陈云在向毛泽东提出包产到户的方案之前,曾私下问过邓小平是否支持这种做法,邓小平表示会给予支持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词是由杜润生提出的,跟其他提法相比,它可让正统派放心,集体仍是承担责任的一级地方单位。
为动员农民参加大型公共项目和集体农业大生产而在1958年成立的公社,于1983年10月根据中央35号文件被正式解散。作为三级集体所有制(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中最高一级的公社当初把经济和政治功能集于一身,它被解散后,政治功能转移到乡镇政府或大的行政村,公社的工厂和其他经济单位则变成了独立的“集体”企业。
在1980年代,随着冷冻和运输条件的改善,蔬菜、肉类和水果的品种继续迅速增加。千百万农民脱离了贫困线。增长的收入又为正在扩张的轻工业提供了销路。不过,除了城郊地区,大多数农民一般说来仍比城市居民穷很多,卫生保健和教育水平都相对落后。
在整个1980年代,乡镇企业一半以上的产量来自5个沿海省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插图]而这些省份的投资和技术又是来自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
答案是迫切需要给年轻人找到工作以免他们在城里闹事。到1978年失业人数已达数千万,而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失业,甚至使用“失业”一词在当时都很敏感,因此没有工作的城市青年是在“待业”。在1977年后的最初几年,配给制使知青很难擅自回城,但是随着农民在市场上出售的剩余产品越来越多,城市家庭不需要配给票证也能想办法养活他们的返城子女了,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知青开始悄悄返回城市,虽然他们回到城里也找不到工作
邓小平用他的改革方式又一次赢得了胜利:不争论,先尝试,见效之后再推广。
1978年中,平衡派无力抵挡进口现代项目的热潮,转而向陈云寻求支持,尽管陈云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经济工作务虚会召开3周之后,未被邀请到会的陈云给李先念写信,表达了他对过分热衷于向外国借钱和引进工厂的一些同志的担忧。在他看来,他们没有首先保证中国能够提供落实这些计划所必需的训练有素的人力、基础设施和配套工业。陈云建议扩大务虚会的范围,使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讨论。然而,会议的组织者并不想这样做。在当时,关于国家未来是否会具有对那些计划中的新项目的偿付能力,人们普遍持乐观估计,陈云是唯一对此提出公开质疑的高层领导人
为什么邓小平会从支持建设派转而支持以陈云为首的平衡派呢?邓认识到新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当年12月得出的年度经济数据已经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只有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出口赚取的大多数外汇收入已被预付,[插图]却已经签订了超过70亿美元的购买外国设备的合同。这种失衡比起10年后的外贸数字固然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高得足以让谨慎的官员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较小的数字,并且担心这种债务会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的把柄。当时陈云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邓小平也愿意与他站在一起反对华国锋。但同时还有一件事影响了邓对于经济的考虑:他正在准备几周后进攻越南,这将使财政状况进一步紧张,削减其他开支当为明智之举。
,没有很好计算。地方工业跟大工业争原料、争电力。搞“三个人饭五个人吃”,不能持久。我们在工作中是犯过错误的,我们仍然缺少经验。要我做工作,我只能量力而为。[插图]陈云对计划的基本态度是平衡:平衡收支、平衡贷款和偿付能力、平衡外汇收支。他还要平衡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上的投资,平衡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
第21章 稳住阵脚,1989—1992
,江泽民要在紧张的局势中表现出镇静
他重申了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1988年的11.2%降至1989年的3.9%。为防止在这种急速的下滑中出现政治骚乱,没有让大城市的国营企业职工丢掉工作,工资也没有受到触动,但是在小乡镇和行政村一级,从1989年到1990年有将近2000万人丢了饭碗。[插图]这时邓小平想不顾一切加快发展以维持民众的支持,然而他在党内缺少足够的支持。
。鉴于群众对“六四”事件的反应,他很高兴他们选出来的人与此无关,这可以让群众感到有一个新的起点
邓小平向他的同事表示,退休年龄没有硬性规定是制度上的一个重大缺陷。
邓小平然后说出了他的离别寄语:一定要让群众和外国人明白,中国领导人将坚持对外开放,这一点十分重要;他的接班人要维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权威,如果没有这种权威,中国就无法在困难时刻解决问题。
政治局表彰了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人做出的伟大贡献
第2章 放逐与回归,1969—1974
,先不把话说死,对自己的意图给出暗示或信号,静观其变,既维持着自己的决策权,又能随时改变主意。从1971年到1972年9月,他把3个有前途的省级年轻干部调到北京在党中央工作:先是华国锋,然后是王洪文和吴德。他在1972年底选中了王洪文作为最有前途的人。王洪文是个年轻力壮的造反派,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忠心耿耿。毛泽东喜欢他是工人出身,又参过军,有大胆泼辣的领导作风。
毛在1973年患上了葛雷克氏症(又称“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直起头来都困难,口齿也不清。
事实上,十大之后的政治局成员仍然受到激进派的控制
在1974年7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警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帮”。这是他第一次用这个词来称呼政治局常委中的4个激进派。这4个人并不是一个有严密组织和周密计划的帮派,但他们确实扮演着批周的核心角色。
邓小平在联大的发言博得了非同寻常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国以其幅员和潜在实力,被视为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发展中国家特别高兴地听到邓小平说,中国绝不称霸,如果中国也欺负和剥削他国,世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就应当给它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同中国人民一起打倒它
“文革”期间,孩子们的麻烦是从1966年10月1日一篇批判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社论开始的。这篇社论虽然没有点名,但显然是针对邓小平的
第22章 终曲:南方之行,1992
上海、广东等地的领导人希望加快市场开放,对其结果更加乐观,所以都站在了邓小平一边。即使没有邓小平的南行,外国制裁的逐渐取消和稳健派在降低通胀压力上取得的成功,也会使中国的领导层提高发展目标
💭 总结一下: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不到一年后苏联解体了。经济的增长,对人们的支持,社会的稳定很有作用,特别是在刚经历过天安门事件不久。前两年因为高的通货膨胀而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导致经济增长较慢。邓小平有意推行更加开放的政策。但是当时的稳健派占上风,邓小平此时也已经退休,权力交接给了江泽民。于是邓到南方进行巡查,争取南方干部的支持。同时也因为国外制裁的措施的减弱,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此时适宜加快市场开放,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第3章 整顿,1974—1975
邓小平着眼于长远,在1975年底也开始改善教育系统,以便将来有可能以知识和管理能力而不是人脉关系为标准选拔新干部。这在当时必然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 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规定中国大陆实行义务教育。随后在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有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条款,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推行的教育政策,旨在帮助全民都有机会接收9年的免费教育,以利于提高国民素质。《义务教育法》第十条规定: 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九年制义务教育,一般指小学六年、初级中学三年(或小学五年、初级中学四年)共计九年的教育。该法于1986年7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从法律上中国大陆已确立了义务教育制度。
国家财力有限,能让钱用于现代武器系统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人员开支。即便是那些担心自己被裁掉的人也很难反对邓小平的这个理由
💭 印军军费分配特点是:集中于陆军,轻视海空军;集中于人员开支,轻视装备建设和训练保障。来源:https://www.guancha.cn/BaiGuangCan2/2021_05_07_589906.shtml
为了减少对裁军的抵制,邓小平加大了为复员和转业军人找工作的努力。尽量安排退休的部队高层干部在地方党政机关或国营企业工作。普通军人主要安排到农村担任公社干部,还有一些人转业去了工厂。[插图]政府干部被要求负责在当地为老兵安排工作
💭 现在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
徐州铁路局
💭 来自百度百科
徐州铁路分局,简称“徐铁”,2005年撤销前隶属济南铁路局。其设办公室、运输科等23个科(所)室、21个基层单位。辖区为:津浦线南沙河至褚庄集站,陇海线连云港至平台集站,另有薛枣支线、前贾支线。2005年徐州铁路分局撤消,改设徐州铁路办事处,隶属济南铁路局。2008年,原徐州铁路分局辖区划归上海铁路局,设上海铁路局徐州铁路办事处
当公安局前来抓捕一些工人时,顾炳华的同伙强行拘留了公安干警。顾炳华的同伙甚至一度夺取了徐州市党委的办公楼,把市委干部拘禁起来。[插图]
💭 这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称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注 1],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于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间发生在中国大陆境内
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不能总是怕这怕那。现在,干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我们一定支持你们。”[插图]
邓
💭 这些评论“执行人员不要怕困难勇敢上,啃硬骨头”有看全文吗?首先他们怕的困难是什么?他们怕的是,“担心毛的政策会有反复,如果不抓政治只抓经济和生产,他们又会挨批”。作为下层的执行人员,他们没有办法,只能上面给信心。
果然,邓小平在1976年第三次下台并被撤销一切职务后,当年的钢铁产量下降到2046万吨。
💭 后文会有这些。从1975年12月到1976年9月短短一年内,中国有4位高层领导人离开了人世。先是康生,他曾是中共安全部门的领导人,在他的手中有数百名被控背叛革命的干部遇害,他于1975年12月去世。接着是总理周恩来,他死于1976年1月8日凌晨。红军的缔造者和早期军队领袖朱德死于1976年7月。毛主席在1976年9月撒手人寰。随着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只手就能撼动整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
他在1978年10月参观了日本的大型现代钢铁厂以后,在提高钢产量的问题上采取了十分不同的方式。他不再搞整顿,而是转而依靠科技。这一战略转变带来了巨大收获。1980年代中国从日本引进现代钢铁技术后,钢铁产量从1982年的3716万吨猛增到1989年的6159万吨,1996年又进一步增加到1.12亿吨,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
💭 海洋有多深?最开始人们是通过在绳子上绑一个重弓,然后垂到海底来测量海洋的深度,太低效了。后来随着声纳技术的应用,人们使用声纳探测海洋的深度,但是海洋面积太大,声纳探测的面积太小。现在可以通过卫星来在全球范围内测量海洋的深度。技术创新才能带来飞跃式的进步。改良不能带来飞跃式的进步。
到2010年,拥有现代技术的钢铁厂在中国遍地开花,不用进行政治动员,中国就能达到6亿吨的钢铁年产量,相当于1975年钢铁产量的25倍
💭 这个钢铁生产量就太强了😂。2022年世界粗钢产量排前3名的国家均为亚洲国家。其中,中国的粗钢产量为10.18亿吨,同比下降1.64%,全球占比达到54.0%,排名第一;印度为1.25亿吨,同比增长2.93%,占比为6.6%,排名第二;日本为8920万吨,同比增长7.95%,占比为4.7%,排名第三。来源:http://www.csteelnews.com/xwzx/gjgt/202306/t20230616_75961.html
第4章 向前看,1975
他说,要把领导权交给有10年或以上工作经验的干部。虽然他没有明确反对任命从红卫兵中提拔上来的人,但这样一来他就排除了1965年以后即“文革”期间发迹的人,当时这些人中间有部分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
💭 特殊时期使用特殊的方法。现在可不能兴这种方法。我可不希望看到招标或者招聘的时候为某个单位或某个个人量身定制限制条件。
毛远新
💭 毛远新(1941年2月14日—),别名李实,籍贯湖南湘潭,生于新疆迪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毛泽东的侄子,是毛泽东弟毛泽民和中共地下党员朱旦华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革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作为毛泽东最亲近和信任的人之一,在文革时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员而经常向外传递毛泽东的指示,怀仁堂事变后被中共中央宣布保护审查,文革结束后被正式判刑入狱,后于1989年保外就医,1993年被刑满释放。
胡耀邦能够设身处地为受过罪的人着想,因为他和他们都是被迫害的幸存者
💭 胡耀邦,1981年6月,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做出党章修改,不再设党主席、副主席职务,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领导集体的最高负责人。胡耀邦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但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是排名第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
1971年8月13日又发布正式规定,上大学要通过推荐而不是考试。[插图]这些改变对中国高等教育造成了严重破坏。
💭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制度,由汉武帝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确立。察举制不同于以先秦的世袭和后来隋唐的科举制,主要特征为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及选取人才,推荐予上级或者中央,被试用及考核后,再任命为官职。
定期的察举科目称为常科或岁举,如孝廉、秀才科;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要求贡举的为特科、制科或诏举,如贤良、文学、明经、有道等科。察举的对象,既有平民,也有现任的吏员。孝廉科是汉代最主要官员来源之一。
从察举科目的可以看出它是封建伦理道德为中心,注重声名取士。它的另一个特点是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1]
察举制是在中国古代产生的第一个系统的选官制度,它对当时社会以及后来的选官制度产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隋唐时期,察举演变成了影响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
察举各科设置之初,颇能体现选贤任能原则,也选拔出不少济世之材。同时极大地促进讲习儒经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发展。但是察举的主要特点是以主管官员(地方长官和中央各部门长官)的推荐为前提。加上察举荐举为主、考试为辅的特点,以及对伦理道德的要求,导致察举制主观性很强,客观性差。因此到实施后期,“声望”是很重要的,于是,士人便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或者攀附权贵,贿赂请托。正所谓"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知书。"因而,士风日下,察举不实。
1971年8月13日又发布正式规定,上大学要通过推荐而不是考试。[插图]这些改变对中国高等教育造成了严重破坏。
💭 咋们的习近平主席也是推荐上的大学。1975-1979年,清华大学 化学工程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大学普通班学习。毕竟1977年高考才恢复。过去的这些事离我们并不远。
对周荣鑫的批判甚至比对邓小平的批判还要严厉。他在1975年12月不断挨批,直到病倒被送进医院。尽管如此,他仍被从医院揪出来参加了50多场批斗会。最后,周荣鑫在1976年4月12日上午的批斗会上昏倒并于次日黎明前去世,年仅59岁。[插图]中国的教育改革也一时归于沉寂。
💭 我看过毛选。我挺喜欢毛主席。但是他晚年也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比如文革。
第13章 邓小平的统制术
;像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这些批评中共的党员,哪怕他们做出过贡献,他也会毫不留情地将其开除出党、撤销职务
💭 来自维基百科。
八六学潮(台湾史学界又称其为丙寅学运)是中国大陆各地高校学生自1986年12月5日至1987年1月2日接连发起的学生运动。
起因是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因不满合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选举问题,抗议中共不遵守“新选举法”、违法干涉基层民主选举,联合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高校[5]4,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发起“要求进行民主选举”的游行,由此引发全国范围的第一次学潮。随后湖北、上海、江苏、浙江、黑龙江、北京等省市高校的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学潮在上海达到高潮,十几所上海高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人数最多的一个星期里,每日游行学生达数万人。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是上海学潮主力。[6]最后经地方政府和学校当局的疏导和阻止,并以北京的“元旦风波”被平息标志着学潮的结束,前后共持续了28天。[7][8]
此次学潮被平息之后不久,1987年1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受到党内保守派的施压而被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请辞,由一致推选的赵紫阳代理[9];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1月28日正式开始[10],直到夏天才结束。
邓小平并不与人争论,他只提到“傻子瓜子”,这是由安徽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及其雇工加工的十分著名的瓜子。“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 来自维基百科。
年广九早年家境贫困,9岁起随父母靠摆摊为生。1963年,因卖鱼被判处“投机倒把罪”,收监一年零5个月,1966年又因“牛鬼蛇神”罪被关押20多天,出狱后继续从事个体经营,专营瓜子炒货。年广九炒制的瓜子口味独特,特别是其售卖行为慷慨、大方,被人们称为傻子,他索性将“傻子瓜子”作为自己的产品商标,产品持续旺销,1976年获利已逾百万。八十年代开始,由于产量扩大,年广九瓜子作坊雇有100多个工人,与当时的国家劳工政策相悖,遭人举报,引起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高层关注和讨论。邓小平并未支持举报信的观点,认为年广九的个体商业行为不会对公有制经济构成危害,主张“不要动,先放一放,看一看”[2],暂时任其发展,年广九也因此没有被处罚。[3][4]
由于年广九的瓜子生意非常兴旺,并将市场做到了上海市。1983年,芜湖市政府曾邀请年广九与政府的经济实体进行联营,遭拒绝。在上海市场,年广九的傻子瓜子需求量巨大,而产能却无法满足供应,于是大量采购芜湖另一家公司的瓜子冒充傻子瓜子销售,被消费者识破并向上海市工商局投诉,引发上海媒体广泛关注和报道,上海市场发展失利。1984年(一说1985年),年广九返回芜湖主动与政府组建瓜子联营公司。由于新成立的联营公司权责界定不清,加之壮大销量的巨额有奖销售模式被突然叫停,产品大量滞销积压,联营公司最终严重亏损,年广九也被人举报涉嫌经济犯罪。年广九认为自己在联营公司主导的市场行为没问题,在与当时的市委书记争论时打了他一个嘴巴[2]。1989年8月,芜湖市检察机关以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将年广九逮捕,后因这两项罪名证据不足,1991年5月司法机转而以流氓罪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后再因高层关注未被继续收监。[2]
2000年后,年广九将傻子瓜子经营权移交给儿子经营,自己则淡出市场。[2]
2023年1月11日因病在芜湖逝世,享年84岁。
第5章 靠边站,1976
但是消息不胫而走,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估计超过了200万人)。人们向周恩来表达敬意,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
💭 鲁迅看到了应该会很高兴。因为上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上表达自己的诉求。
第12章 重组领导班子,1979—1980
叶帅的国庆30周年讲话,1979年10月1日
💭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他们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企图从根本上毁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摧毁共产党的领导,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全国重新投入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全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的问题不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粉碎了“四人帮”,我们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使各项工作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开辟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同志们,朋友们!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既要正视过去的失误和挫折,又要充分估计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充分估计我们在战胜困难和挫折中所取得的胜利。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我们的党和革命人民并没有因为困难和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在政治上更成熟了,革命事业的发展更迅速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样看待过去的三十年,才符合历史的实际,符合革命的辩证法,符合无产阶级战士不可动摇的革命乐观主义的世界观。事实证明,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三年中,我们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我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不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所不可比拟的,而且显然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水平。这丝毫没有什么奇怪。这是社会发展的不可改变的逻辑,是时代潮流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http://www.reformdata.org/1979/0929/8598.shtml
第7章 三个转折点,1978
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的干部于1978年4月至5月访问香港,评估了它在金融、工业和管理方式领域帮助中国发展的潜力。这些干部探讨了在临近香港边境的广东宝安县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可能性,这种加工区从国外运进原料,用中国的劳动力进行加工后重新出口,既无关税也不受任何限制。没过几个月,国务院就正式批准建立这个加工区,这就是后来的深圳经济特区
💭 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香港是在1997年7月1号才回归。
他当时正忙于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同时也在准备对越南可能进攻柬埔寨做出强硬反应
💭 当时还在冷战期间。中苏关系不好。苏联支持越南。嗯,后来有了自卫反击战,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对越作战十年只为了教训越南吗?一战为中国赢得了40年!-哔哩哔哩】 https://b23.tv/rK9CW6C
他表达了党内高层的一种主流观点:中国的两次大灾难——“大跃进”和“文革”,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允许一人统治,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因此中国需要建立法制,这样的话一个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法制一开始可能不健全、不完善,但可以逐步使其变得公正合理
💭 做坏事之前要查一下法律,如果违法成本太高就不能做😂
在三中全会上收获最大的是陈云。三中全会之前他甚至不是政治局委员,在全会上他却成了政治局常委。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被任命为第一书记。
💭 纪委、监察委和检察院是中国国内重要的法律和政治机构,各自的职责和功能有所不同:
纪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主要职责是监督党员和国家公务员的行为,确保他们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
纪委依托于党的组织系统,负责处理党内违纪问题,进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纪律处分。
监察委(国家监察委员会):
于2018年成立,是国家最高监察权力机关,主要职责是对全体国家公职人员实施监察,包括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担任公职的人员。
监察委员会负责查办职务犯罪和滥用职权等行为,与纪委的区别在于其职能更广泛,覆盖所有公职人员,而非仅限于党员。
检察院(人民检察院):
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独立于行政和司法机关,负责执法检察工作,包括对犯罪活动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监督。
检察院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维护法律的实施和司法的公正性。
总体来说,纪委主要监督党内纪律,监察委扩展到国家公职人员,而检察院则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刑事司法的监督和执法检察。
第19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
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基础研究的结束,需要进行一些政治体制的变革以配合新经济体制的发展。
💭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原因就是我们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都是出于这个目的。
https://theory.gmw.cn/2024-02/12/content_37144461.htm
鲍彤被任命为政改办主任,他在1980年由中组部派去为赵紫阳工作
💭 来自维基百科。
1980年改革开放时期开始,鲍担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4][6],后又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7]、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4]及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鲍彤被撤职,并于5月28日在北京被捕。1992年3月,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7月,因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1996年5月,鲍刑满释放。此后,鲍彤一直生活在软禁中。
,政治体制是否健康,要看政局是否稳定,是否有益于国家的团结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力能否持续发展。[插图]他没有提到扩大自由或倾听民众的声音。
💭 docker在国内被国家富强给屏蔽了。这个网站很重要,影响日常的工作。我给国务院写信了,但是没有收到回复。我给北京12345投诉了,过了5天了还是没有收到回复。不行,我得接着搞。
邓小平在审阅赵紫阳十三大报告的草稿时指出:“我们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保证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不受外界太多的干涉……在民主的问题上不要感情用事……民主只是手段,民主应该同法制结合在一起。只有依靠法律,我们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插图]
💭 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法治若不以民主为实质和灵魂,若不是对人民群众的全部社会权利与责任予以落实和保障,就难免成为少数人的特权,难免沦落为人治主义的强力工具。民主若不以法治为根本形式,通过系统的程序和规则落实为法制,民主就只能停留在愿望中。民主与法治相分离的结果,往往要么是演变成无序化的动乱,要么是倒退回僵化的专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91%E4%B8%BB%E6%B3%95%E6%B2%BB/5393296#reference-1
86年春天,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把腐败的马科斯总统及其妻子伊梅尔达赶下了台,由此触发东亚各国的学生示威
💭 【1986年菲律宾人民力量运动 是民主运动?还是军事政变?【房宁世界观】-哔哩哔哩】 https://b23.tv/XDUTmjk
邓小平很清楚,毛泽东至死不放弃权力造成了极大危害。所以他决心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对高层领导人的任期要有限制,到期就退休。
在1987年10月25日到11月1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邓小平辞去了所有党政职务,退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但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插图]其他老干部别无选择,也只好从正式职务上退下。陈云获准取代邓小平成为中顾委主任,第一线的工作则交给了赵紫阳
💭 来自维基百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是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八二宪法)的第五个修正案,由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提出,并在吸收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补充提案下,于2018年3月11日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同日公布施行[1][2]。
修正案内容包括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设立国家监察机关、取消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任期限制及从宪法层面上确立宪法宣誓制度等事项,共21条。其中的第十四项修宪建议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
第17章 台湾、香港以及西藏问题
列出3个主要目标:(1)实现四个现代化;(2)中美关系正常化;(3)将台湾回归列入工作日程。[插图]
💭 中国的领土一块也不能多,一块也不能少啊。
。这份《八一七公报》,连同1972年2月27日的《上海公报》和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报》一起,成为美中关系的3个基础文件。[插图]此后直到天安门事件为止,它为中美关系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它也为里根总统1984年4月下旬为期6天的中国之行铺平了道路,使他成为两国建交后第一位访华的美国总统。
💭 只要定语够长,总会有一个第一😂。1972年尼克松访华(英语:1972 Nixon visit to China,1972年2月21日-28日),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应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对北京、杭州和上海进行的访问,这是美国总统历史上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尼克松到访北京期间,还在中南海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会面。此次访问是中美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重要的一步。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当时被认为是其敌对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也终结了两个国家长达25年相互隔绝的历史。
1978年12月,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强被派往香港,考察香港能为大陆,尤其是广东的现代化提供哪些帮助。李强在访港时首次宣布,中国将接受外商投资,欢迎贷款。李强还邀请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邓小平知道港督麦理浩会讲汉语,在伦敦很有威望,与中共驻港代表也有不错的工作关系
💭 李强(1905年9月26日—1996年9月29日),原名曾培洪,字幼范,男,江苏常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无线电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部长
虽然英国不太可能派出军队保卫香港,但当时正值英军考虑出兵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其为马尔维纳斯群岛),中国不能排除英国对香港有可能做出同样举动
💭 福克兰战争(亦称福克兰群岛战争或福克兰海战,有时还称马岛战争或福岛战争[2])指1982年4月到6月间,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福克兰群岛(英语:Falkland Islands)的主权而爆发的一场局部战争。
阿根廷在1980年代初期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反对以加尔铁里总统为首的军政府的运动,阿根廷政府试图通过对福克兰群岛采取军事行动,转移视线以解决国内的政治危机。1982年3月19日,阿根廷军队率先登陆南乔治亚岛,并且升起阿根廷国旗。1982年4月2日,加尔铁里总统下令对福岛发动进攻。随后,英国派出海空军对福岛和周边海域的阿根廷军发动反击,登陆并且收复福岛。阿根廷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失败后,于同年6月14日与英国签订停战协议。英国通过本次战争重新控制了福克兰群岛,但是阿根廷战败后仍从未放弃对福克兰群岛的主权诉求。
阿根廷在本次局部战争中失败,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导致了加尔铁里上将的军政府倒台。在英国,伴随着战争而来的强烈爱国主义情绪,加强了撒切尔夫人为首的政府的权威,帮助英国保守党赢得1983年大选。这场战争在英国─阿根廷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并且成为不少书籍、电影和歌曲的题材。
许当时已经过了70岁的正常退休年龄,过去在沟通北京与香港方面成就卓著,但1989年以后,他无力再起到同样的作用。周南会讲英语,曾经作为外交部官员处理香港事务,他所受到的约束要严格得多,并以照本宣科的方式忠实传达北京的意见。几周后许家屯逃往美国,在那里获得庇护权并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
💭 来自维基百科:1989年春夏之际,大陆发生六四学潮,许家屯默许当时中国政府的驻港机构支持学运。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中共控制的文汇报在5月21日,以“开天窗”形式发表社论,刊登了“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六四事件之后,北京方面对支持学潮的人员进行了清洗,在海南省长梁湘被免职后许家屯感到威胁,决定出。
此人便是当时与8万流亡藏人一起住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
💭 来自维基百科。
1955年12月,共产党即将在四川省凉山地区入乡展开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时,当地爆发了部分彝族和藏族人抗拒的大规模武装骚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属于金沙江以东的东部康区)内大部分地区卷入骚乱,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激战。此后,四省藏区纷纷发生骚乱[31]:53[34][35]。后来,当战火于1959年蔓延到西藏拉萨时,达赖喇嘛自西藏逃往印度。其后,西藏噶厦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均认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不再有效,中央人民政府亦解散了西藏噶厦政府[32]:160-161[31]:54-55[7]:208,240,241。事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接管了
1956年,四川藏区开始实行集体化改革,包括没收一些寺院。当地发生了骚动,尤其是在集中了大多数四川藏人的康巴藏区
💭 编辑
康(藏语:ཁམས,威利转写:khams,藏语拼音:Kam),又译康区或喀木,是源自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地区,常与卫藏和安多地区并列。范围大致相当于现今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市、那曲市东部(聂荣、巴青、索县、比如、嘉黎五县)、林芝市东部(察隅、波密、墨脱三县),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曾设立西康省和昌都地区,后来皆撤销,西康省并入四川省;昌都地区并入西藏自治区,现为地级昌都市。
他知道达赖喇嘛被藏民看作观世音菩萨转世,因此被视为一个神。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一个两岁的男童在1937年被认定为转世灵童,于是成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 还是得不断的学习科学知识。物质守恒定律,人死了,所有的物质回归自然,哪有转世。
流亡藏人与北京领导人的僵局一直在持续,前者决心建立拥有真正自治权的大西藏,后者则相信通过发展经济、推动藏人接受汉族的教育和文化,将使西藏进一步融入全国的经济和文化
💭 来自维基百科。
2008年西藏骚乱,又称[2][3][4]2008年藏区骚乱[5],指部分藏族示威者为了纪念1959年3月10日武装起义49周年,在中国的藏区、藏南的部分藏族激进人士集体抗议。但后来演变成藏族抗争者袭击汉族、回族平民和商店、汽车等民用设施,并直接造成18名平民死亡的事件[6]。抗议地点以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为主(称“三·一四事件”),事件波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藏人居住地区。之后世界各国包括印度、尼泊尔等国也有相关的藏人抗议活动发生。
骚动发生之际离2008年北京奥运不到五个月,时间点十分敏感,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对此事件声称,此次骚乱是由分离主义分子挑拨,并由达赖喇嘛的集团“有组织、有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7]达赖喇嘛对此予以否认,并说此次骚乱是由藏人广泛不满引起的[8]。自2008年藏区抗议事件后,中国政府在全藏各地展开爱国教育运动,并增派工作组人员和驻军[9],同时袭击的风险导致入藏的观光客减少。
第8章 为自由设限,1978—1979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社会如此庞大,人口众多,百姓十分贫穷且相互对立严重,在行为方式上明显缺乏共识,所以必须有一定的自上而下的权威。自由的边界能够放得多宽,而不至于使中国社会陷入1949年以前或“文革”式的混乱?在整个邓小平时代,这一直是造成分歧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判断民众的批评浪潮在何种情况下会导致秩序崩溃这一点上,中共领导人并无共同的标准。因此,对于如何设定和维护这条界线,他们内部也难免发生分歧。主管科学、高教、青年事务和统战工作的干部,往往会代表与他们共事的人的观点,一般会赞成较多的言论自由。负责公共治安的干部则较为慎重,主张对自由进行更多的限制。宣传部门的领导者往往摇摆不定:其中有些人受过良好的人文和社科教育,愿意为自己和他人争取更多的自由;但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很多人在传达和坚持这些限度时却变成了小暴君。
💭 国家防火墙有必要吗?有必要的。因为中国太大,人文和社科的教育程度差别很大。而,人很容易受他人观点的影响。被错误和有害观点影响是很不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很好。
因此必须坚定地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他警告说,不然的话,党本身也会受到攻击,这有可能导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否定,对整个这段历史的否定。邓小平认为,为了维护安定团结,党应当把对一些历史问题——例如“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先放一放。这位中国头号领导人提醒说,报纸对这个问题必须当心
💭 我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经济一直高速增长。但我还是想搞清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我应该了解这段历史,并不是为了批评它。因为它是咱们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邓小平对《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尤其气愤,他不但批毛,还让香港媒体发表了他的观点。像党的其他高层干部一样,邓小平始终认为,党内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不应当公之于众。
💭 感觉高层干部不可以随意公开发表意见。但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应该可以被允许公开的发表意见。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定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可以请求改变;如果上级组织坚持原决定,下级组织必须执行,并不得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但有权向再上一级组织报告。
但是现在有太多的党员。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918.5万名,比2022年底净增114.4万名,增幅为1.2%。
我不是一个党员,但是我说话也尽量严谨一些,嘎嘎。
邓小平想要允许比毛时代更多的自由,但他也希望确立一些原则,明确划定哪一些政治言论可以接受,哪一些则不可接受。他对胡乔木、胡耀邦和其他讲话起草人说,要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说明自由的界限。[插图]虽然准备这篇讲话只用了两三天时间,但它不仅为务虚会第二阶段定了调子,而且成为此后20多年判断文章、书籍或电影在政治上是否违规的指导原则
💭 这个很好。现在似乎没有边界。国家进入工业化,各行各业也在往更细化的方向发展。短视频又几乎把中国所有的人都拉入了互联网。边界不太好画。在B战,我喜欢的一个秃头up主被禁言了。
第20章 北京:1989
过其他人的意见后,邓小平说,解决全国的问题,必须先从北京开始,因为首都的任何骚乱都会影响全国。他们必须立场坚定。例如匈牙利的国家领导人做出的让步只会导致更多的要求。假如中国领导人也做出让步,中国就完了。
💭 维基百科。
匈牙利民主化运动(匈牙利语:Rendszerváltás:制度更迭)指的是1985年至1990年期间匈牙利进行的民主化运动。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相比于中东欧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早地实行市场经济化和政治自由化,对后来苏联戈尔巴乔夫政权的经济改革有影响。[1]但到了1980年代后半叶,由于过度投资导致对外债务增加,经济失速,而卡达尔·亚诺什因年事已高越发保守,使得其对经济自由化态度消极。1987年起因经济危机使要求卡达尔下台的呼声日高,他被迫于1988年5月引退。稳健改革派的格罗斯·卡罗伊上台,涅尔什·赖热、内梅特·米克洛什、波日高伊·伊姆雷进入政治局。格罗斯试图维持一党制,波日高伊·伊姆雷等人则是激进的改革派,导入了多党制。1988年10月制定的公司法中,又将国有企业进行股份有限公司化。1989年,激进改革派加速政治改革。1月,施行集会、结社自由化,以及承认政党的成立。2月,放弃党的领导性,决定施行党政分离。4月,放弃民主集中制。
但他们也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在增长的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
💭 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掩盖”社会问题。或许政府平时应该引导人们多参与公共事务。这样当经济下行,社会问题暴露的时候,人们对公共事务有着更加理智的认识,不会爆发大的矛盾和冲突。
导言
双方都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一直统治着香港这块殖民地
💭 1842年8月29日,英国政府同清政府签订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其中第三条规定把香港割让给英国。
1856年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朝政府于1860年10月24日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的中国领土给英国。
1898年6月9日,英国乘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又强迫清政府缔结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的中国领土,即所谓“新界”,租借给英国,为期99年。1997年6月30日期满。(来源: 香港是怎样逐步沦为英国殖民地的 http://m.people.cn/n4/2017/0703/c677-9254677.html)
1927年回国后不久,他又回到周恩来手下,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当时,他们过去的同道蒋介石正试图将共产党斩尽杀绝
💭 来自wiki百科:四一二事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称为东南清党,中国共产党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中国国民党“清党”第一期中的标志性事件。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领导中国国民党右派党员,在上海青帮的帮助下,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此后大规模逮捕、处决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部分国民党左派,并取缔苏联顾问
到1956年时,国家已稳定有序,毛泽东原本有机会给中国带来富强。然而他却把国家拖入了想入非非的乌托邦,导致严重的食品短缺。1976年毛去世时,国家仍然处在混乱和贫穷之中。
💭 这20年很珍贵。这2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缺少了对这段时间历史的深刻记忆。
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1982—1989
1984年召开了又一次由中青年经济学家参加的莫干山会议
💭 背景: 1984年春节,邓小平视察南方,回北京后于2月24日发表关于经济特区和增加开放城市的讲话。中共高层决定,拟在1984年10月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和决定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2]。
当时理论上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即继续按计划经济体制(或该体制的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运作,还是走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后来朱镕基选择在1990年代放开了物价,当时通货膨胀压力不大,民众也已适应了物价的温和上涨,因此更易于接受物价改革。朱镕基设法避免了硬着陆,他的政策被认为是极大的成功。
💭 在突然的转变前,要做好准备。想不通,为什么2022年的疫情会突然放开,退烧药都买不到。
1988年官方的零售价格指数比1987年高出18.5%,1988年下半年的零售价格指数则较前一年上涨了26%。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其他数据显示的通货膨胀率甚至更高
💭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etail Price Index)是指反映一定时期内商品零售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相对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为食品、饮料烟酒、服装鞋帽、纺织品、中西药品、化妆品、书报杂志、文化体育用品、日用品、家用电器、首饰、燃料、建筑装潢材料、机电产品等十四个大类,国家规定304种必报商品,需要予以特别说明的是,从1994年起,国家、各省(区)和县编制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不再包括农业生产资料。零售物价的调整变动直接影响到城乡居民的生活支出和国家的财政收入,影响居民购买力和市场供需平衡,影响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因此,计算零售价格指数,可以从一个侧面对上述经济活动进行观察和分析。
然而,当1991年苏联和东欧的国家政权相继解体时,中国却能自豪地宣称,它在1978年以后取得了年均10%的增长率。是什么因素使中国在1980年代的表现远优于苏联和东欧
💭 这是一个好问题
第1章 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
哥老会
💭 来自维基百科:袍哥会,即哥老会,与洪门(天地会)、青帮为清朝三大秘密结社,袍哥会的仪式、章程等,与洪门相当类似,袍哥会在清代初期的四川曾经是少部分人的秘密结社,后期与湘军裁卒关系密切,清末成为半公开的组织,参加者主要是农民、手工业工人,以封建迷信和封建家长制作为控制成员的工具。在辛亥革命之后,它长期成为四川大多数成年男性都直接加入或间接受其控制的公开性组织。袍哥会对四川、重庆、湖南社会各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一特点是其他地区未有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取缔一切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社团,并且对抵抗解放军的武装袍哥会进行镇压,其一百多年的风光历史就此基本结束。
1919年,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法国青年人重返工作
💭 来自维基百科: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或称欧战)是一场于1914年7月28日至1918年11月11日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大战。
逃离巴黎后,邓小平于1926年1月17日抵达莫斯科,两周后进入中山大学一班。孙中山于1925年3月去世,7个月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山大学,该校的唯一目的就是培训国共两党的党员
💭 国内也有个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亲手创办,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共同创建的大学,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具有优良革命传统、鲜亮红色基因和卓越品格追求。中山大学起初校名为国立广东大学。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学校于1926年定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但是,就像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所有城市暴动,包括更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样,广西的起义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 当时国民党在城市的力量太强,打不动。
几个月后同意了邓小平去江西中央苏区的请求。在那里的崇山峻岭之中,毛泽东率领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几个县,并且建立了一个有自己地方政府的苏区,正在开展土改运动
💭 1929年,朱德、毛泽东率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随着1929年毛泽东、朱德所率武装和1930年彭德怀所率武装转战赣南、闽西地区,该地的“苏维埃运动”迅速发展,苏区面积不断扩大。1931年9月,在成功防御了国民革命军第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地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央苏区正式形成。
但在第五次围剿中,强大的国民党把共产党赶出了根据地,共产党从此踏上差不多长达一年的转战之路,此即著名的“长征
💭 描述:从1933年10月17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军,开始攻打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各个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围剿历时363天,直到1934年10月14日才结束;红军被迫撤退,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标志着国民革命军第五次围剿的胜利。
相关内容:博古、李德等人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御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命令由红三军团、红19师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和由红一军团、红14师为主组成的中央红军,继续在闽西北地区和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对国军不停的进攻。但缺乏自动武器、严重缺乏重火力的红军在国军的高大的垒楼、深长壕沟的野战防御工事前遭受惨重损失。由于中共中央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错误,这次作战红军始终处于被动,以致红军损失惨重,丧失大部中央苏区。
结果: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第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成渝铁路
💭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条铁路:【70年前中国铁路基建开山之作,曾因修不起隧道,足足绕行上百公里-哔哩哔哩】 https://b23.tv/huuIdvS
1960年毛泽东与苏联决裂,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国家
💭 这里面的历史很长。矛盾不会突然出现,总是一点点积攒出来的。可以参考一下维基百科上中苏交恶的介绍: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B%8F%E4%BA%A4%E6%81%B6#1960%E5%B9%B4%E4%BB%A3%E4%B8%AD%E5%90%8E%E6%9C%9F%EF%BC%9A%E5%86%B2%E7%AA%81%E5%8D%87%E7%BA%A7
中共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邓小平在八大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被提拔为总书记,作为政治局常委他是党的六名最高领导人之一(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之后)
💭 邓小平担任的是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他一生都没有担任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的办事机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会议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召集。中央政治局是中国权利金字塔的顶端。
从1957年春开始,很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鼓舞下畅所欲言,批评的严重程度令毛泽东感到意外
💭 来自wiki百科: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是1956年中国共产党推出的一项政策,是指“对艺术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学术工作主张百家争鸣”,其宣称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繁荣中国的科学、文化和艺术事业。后来指示党报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对批评意见在一个时期内不予回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反右开始后才承认说,“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遂在1957年发动反右运动,响应“双百方针”的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受到打击。
反右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该运动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极大打击,更因公器私用的利欲导致了诸多冤假错案的产生。此后,中国大陆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实质性一党专政甚至是毛泽东一人独裁的时代,民主政治建设遭到严重破坏,为中国大陆此后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争议巨大的政治运动埋下了祸根。
各地党委书记在压力之下,罔顾现实做出了粮食生产的承诺,来年只好动用库存兑现自己上缴更多粮食的承诺,而不顾当地百姓正在忍饥挨饿。据外国分析家估计,“大跃进”期间和此后数年间,全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了4000万
💭 来自维基百科:
大跃进是于1957年底至1960年代初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场政治及社会运动[1][2]。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发动了“大跃进”运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并于1958年全面展开[1][2][3]。该运动试图利用本土劳动力和群众热情,在工业和农业上盲目追求脱离现实的“跃进”: 大放农业“卫星”、钢产量追求“超英赶美”、全民大炼钢、建立人民公社等等[4][5]。
该运动的结果是钢、铁合格率低下,大量资源遭过度开发、严重破坏及浪费,生态环境恶化,大量劳动力被调去大炼钢以致农业生产的不足,一时之间整个中国陷入大量不良风气,人民公社刮起“共产风”,高指标引发“浮夸风”,导致贪污腐化、官员欺上瞒下,大量人民饿死和非正常死亡[4][6][7]。大跃进最终酿成1958-1962年的大饥荒,据各方保守估计有1500万至5500万人因此非正常死亡[8][9][10][11][12][13]。此外,大跃进期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水库的粗制滥造,直接或间接导致了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爆发的人类历史上最严重人为技术灾难之一“河南“75·8”水库溃坝”[14][15],以及1983年陕西省的安康特大洪灾等[16]。大跃进运动最终在1960年开始逐渐被当局叫停。
1965年2月,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引发批评,说党的干部没有完全拥护毛的革命路线
💭 来自维基百科:
江青(1914年3月5日—1991年5月14日),本名李云鹤,乳名进孩、淑蒙,艺名蓝苹,笔名峻岭[2],女,山东诸城人[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演员、文艺理论家、摄影家、时装设计师、共产主义者,是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毛为其第三任丈夫),“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四人帮”之首。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年轻时从事戏剧和电影表演;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去延安,后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结婚[3]。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泽东的默许下开始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与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并称“四人帮”。1976年在毛泽东病逝后被抓扣审查[1],1977年7月被开除党籍。1981年被公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减为无期徒刑,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
1969年第一次中苏边境冲突后
💭 目前中俄两国没有领土争议,这很好。
来自维基百科:
2004年,中俄也达成了关于黑瞎子岛的协议。根据中俄双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俄罗斯将把占领的银龙岛的全部、黑瞎子岛的一部分领土,以及额尔古纳河上靠近内蒙古满洲里的阿巴该图洲渚,归还给中国。2005年4月,俄罗斯政府批准了这个补充协定。此前一个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的决定。至此,不仅黑瞎子岛的领土争议尘埃落定,中俄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也全部得到了确认。2008年10月,中俄两国政府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
确实,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后,这些领导人纷纷获准从地方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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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维基百科:
九一三事件亦称林彪事件,是自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及国家主席存废的争论引发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其副手暨接班人林彪关系恶化后,于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空难。当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林彪的司机杨振刚、机长潘景寅、机械师李平、张延奎、特设师邰起良共9人搭机飞离山海关机场,向北飞越中蒙边境,最终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首府温都尔汗附近的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苏布拉嘎盆地),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第14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特区”。[插图]4个特区于1979年8月26日正式成立。考虑到国家计划的复杂性和计划干部的抵制,如果不是有邓小平、华国锋、谷牧、习仲勋等人的决心,很难想象这一系列安排能够在三中全会后仅仅7个月内即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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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还担心特区设边界线会使问题复杂化。他尤其反对特区单独发行货币,因为担心特区货币会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从而削弱人民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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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www.szzx.gov.cn/content/2013-04/23/content_8987017.htm
深圳经济特区初创时期,曾经准备发行特区货币。
为什么要考虑发行特区货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提出创办经济特区的时候,外商(包括外国商人、华侨以及港澳台同胞,下同)到中国来投资,反映最普遍、最强烈的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认为中国对引进外资的法律不健全。当时中国实行计划经济,这方面的法律几乎是没有。过去我们指导工作主要是靠红头文件,如“中共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文件。这些文件的刊头都用红色,所以人们称之为红头文件,但是这些文件外商通常是看不到的,而且一般来说也不具备法律效力,后来——1979年、1980年中国相继制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等才初步有了法律依据。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人民代表大会相继制定了有关的法律、法令、法规,这个问题才逐步得以解决。
另一个问题是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汇率不能自由浮动,资金也不能自由进出,这就给外商投资、经营带来了很多不便,心中也产生很多疑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投资环境,不但比不上亚洲“四小龙”,甚至也比不上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如泰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中央曾设想在深圳经济特区发行特区货币。
发行特区货币的问题,1980年就有人提出来,1984年议论得最热烈,1985年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86年以后就议论得很少了。
这个问题是由深圳市和广东省先提出来的。当时曾提出深圳要创办“出口特区”,又由于港币事实上在深圳市场上大量流通,给深圳市的金融管理造成困难,1981年5月,广东省在给中央的《关于我省试办特区的情况报告》中提出:“从长远着想,发行使用专用的特区货币,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1981年和1982年国内经济界、金融界、理论界对发行特区货币问题广为关注,在有关的研讨会和有关的刊物上,成为议论的热点。有的赞成,有的反对。
赞成的认为:世界上以引进外资为主的地区和国家,除提供优惠条件、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完善立法,在金融货币政策上大体是:货币自由兑换,汇率自由浮动,资金自由出入,允许外资银行大量进入。
不赞成的认为: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在经济特区不发行特区货币,并不会成为大量引进外资的障碍,因为外商最关心的是获得减免关税等优惠条件。发行特区货币还会承担很多风险。
1984年2月,小平同志第一次视察特区,在深圳市委向他汇报工作的过程中,也提出了发行特区货币问题。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于2月24日上午,找中央一些领导同志谈话,他强调:“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不是收而是放。”随后他谈到了发行特区货币的问题:“特区要搞特区货币,因为人民币不能浮动。搞特区货币外币就可以自由兑换,这样才能调动外商、华侨来投资的积极性。深圳不搞自己的货币经济发展不起来。”国务院领导插话说,我的想法是“深圳要搞活,没有自己的货币不行,现在深圳不发行货币,实际上以港币计算。”“发行特区货币一要有中国银行担保,二要受中国银行监督。有这两条就没有危险”。“我担心的是对人民币的冲击,究竟有多大,是深圳、珠海搞一种货币,厦门、汕头搞一种货币;还是几个特区发行一种货币,可以研究,失败了也不要紧”。
根据中央发行货币的意图,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着手做准备工作。
当时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特区货币研究小组,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任组长。此后,国务院多次派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组成小组,到深圳、香港、澳门、珠海调查研究有关发行特区货币的问题。
1985年,发行特区货币的准备工作全面开展,有关问题研究逐步深入,货币小组已经草拟好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出发行特区货币决定的意见》。并通知深圳做好全面的法规、政策、人事和技术的准备。
特区货币的票样也已经印制出来。纸币面额分5元、10元、50元、100元、500元五种,硬币面额分1分、2分、5分、1角、5角、1元六种。纸币图景印黄帝(轩辕氏)像、硬币图景印飞禽图,货币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时间准备在1985年。
1984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深圳检查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曾说起设计特区货币的图景的趣事:中国人民币的版面上,还没有用政治领袖做图案的先例。多是用工农兵群像、民族大团结的群像,或者是用中国的重大建设项目和风景名胜做图景。他说:“特区货币的票样用什么图景呢,当时提出用炎黄二帝的头像做图景,后来派人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查历史资料,找出来炎帝的头像,头发长长的、还有两个角,像野人似的,后来就选用了黄帝的头像。因为黄帝是全世界华人公认的始祖,用他的头像有利于团结广大侨胞和港澳台同胞;有利于对外经济的开展。”
过关”和“爬坡”
为发行特区货币做准备,深圳市成立了一个金融改革工作小组,由于市长分工的关系,由我做组长,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罗显荣和市政府财贸处处长肖少联参加工作小组的工作。
由于发行特区货币的决策权在中央,发行权在中国人民银行,因此深圳要做的事,主要就是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发行特区货币创造条件和打下基础。
按照当时的安排,发行特区货币要和“放开一线、管好二线”同步进行。面对这个形势,根据中央的要求,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在1985年全市召开的干部大会上,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要过好两个关和爬好一个坡。具体来说是“特区要过好金融改革和二线管理两个关,爬上由内向型经济转向外向型这个坡,使特区工作更上一层楼。”他所说的金融改革,指的就是发行特区货币,他所说的加强二线(深圳和内地)管理,就是说要准备放开一线,实行“自由港”政策。
为了贯彻这个任务,我在1985年4月24日召开的全市工业工作会议上做了具体部署,提出“狠抓提高、奋力爬坡,使特区工业更上一层楼。”
我分析了当时的工业经济形势,经过1984年一年的奋斗,深圳工业在发展速度、洽谈引进、企业投产、产品开发、经济效益等五个方面都开创了新局面。1984年,深圳工业企业打入国际市场的产品已经大量增加。
我们提出在特区实行金融改革和“二线管理”之后,如果深圳的外汇长期不能平衡,有些企业就会玩不转。因此,要以外汇平衡为起码要求,促使特区工业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
但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为我们不仅要求外汇平衡,还必须把保持发展速度、引进先进技术和外汇平衡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只顾高速发展,不管外汇平衡,这是比较容易办到的;只顾引进先进技术,不管外汇平衡也是比较容易办到的;只管外汇平衡,不管发展速度,不问技术先进程度,只要多搞来料加工,多办事实上是来料加工性质的外商独资企业就可以办到。但三者不能有机结合,同样达不到办特区的目的,发挥不了特区应起的作用。问题的艰巨性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形象化地叫做爬坡。
中央和省要求经过3年的努力,即从1986年到1988年特区要爬完这个坡,实现这个转变。
从特区当时的工业基础和中央、省给我们的政策和支持来看,经过3年的努力,特区工业是完全可以完成这个转变的。
当时我们为测算外向型工业发展的程度,制定了一个指标,就是看当年的工业总产值当中,打入国际市场的工业产品的产值所占的比例。
当然外向型经济是一种经济导向,是个总体经济形态,不仅看工业,还要看金融、物流、商贸,但是工业毕竟是一个核心问题。
我们还掌握一个高新技术水平的指标,就是在工业总产值中,高新技术产品占的百分比。因此我们用工业总产值的增长观察速度;用以上两个指标观察工业结构的质量和经济走向。
深圳市限额以上的工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1980年为8444万元,出口产品产值不到2%,从1985年提出“爬坡”,当年出口产值达到30%以上,到1986年就超过了50%,此后几年虽有波动,但大体上都占50%左右,直到2000年才突破60%。从数字看增长幅度似乎不大,但是由于工业总产值高速增长,基数不断加大,增长的绝对数是相当可观的。应该说从1986年开始,深圳的工业已经逐步形成了外向型的格局。
由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外向型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强劲地增长,我国银行在金融、货币政策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后来实行了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自由兑换,使外资企业的资金出入没有那么困难,因此关于发行特区货币的议论越来越少了。
1986年春天,谷牧在北京就经济特区问题答中外记者问时谈到,深圳流通三种货币,原来准备发行一种特区货币来解决问题,但这个问题太复杂,即使解决了深圳问题,也不等于解决其他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采取很慎重的态度,再推迟一段时间来解决。
深圳始终没有接到不发行特区货币的正式通知,但特区货币这个词不知不觉中,淡出了所有人的记忆。
不是不可能,而是没必要
2005年深圳经济特区创办25周年的时候,《南方都市报》派记者采访我,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谈发行特区货币的问题。他们根据对我和其他同志的采访,写了一篇《几乎发行的特区货币》的报道,刊登在2005年8月25日的《南方都市报》上。该报认为“实际上,特区货币的构想也与特区的定位相随相生。”
我认为特区的定位问题,其实也就是特区采取什么模式的问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对经济特区的发展曾经考虑过采用“自由港”模式。
所谓“自由港”(特别关税区),也就是通常说的“放开一线、管好二线”。“一线”是指深圳和香港的分界线;“放开”是指海关放开深圳和香港之间出入口货物关税的政策。当时设想,除烟酒、高级化妆品、少数机电产品,按特区海关规定纳税外,其它商品一律免税自由出入。随着放开一线,人员出入会更方便,资金出入也会更方便。“二线”,是指特区和非特区的分界线,通常叫做特区管理线。“管好”指的是,通过二线海关的商品,一律按照全国海关统一规定的关税纳税。
后来,经济特区没有实行“自由港”模式,中央赋予经济特区更加明确、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即经济特区要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试验场。就是要求经济特区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同时对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示范作用。
当时中央领导人在谈到特区要引进外资、发展经济时,也同时提出特区要起四个窗口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经济特区要起到“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的作用。显然办特区并不是只为了解决一个省、一个市的经济发展问题。国务院领导说过:经济特区的外汇和财政收入即使再增加几倍,对全国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经济特区要起一个枢纽和两个扇面的辐射作用,即通过特区把国际上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向内地辐射;把内地的商品向国外辐射。
现在我们回顾:
经济特区不采用“自由港”的模式,而是采取给予特殊的经济政策,允许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在发展特区经济的同时,也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做试验场,以起到示范作用。经过实践的检验,这是正确的。
不采用发行特区货币的办法,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金融改革,逐步和国际惯例接轨,解决当年在货币方面所碰到的问题。经过实践的检验,这也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经济特区模式的探讨也好,特区货币问题的探讨也好,都是中国创办经济特区过程中曾经提出来和认真研究过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过程,在经济特区20多年来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借鉴与创新的交替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对经济特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在探索的路上不断地弄清楚这些问题,明确了前进的方向,稳妥、快速地向前迈进。深圳经济特区后来没有采用“自由港”的模式,以及最终没有发行特区货币,都不是因为办不到,而是因为没有必要了,因为我们找到了更好的发展路子。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成功,全国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编辑:田小静
第11章 向美国开放,1978—1979
他为中东带来和平的努力最初似乎大有希望,但此时已经化为泡影;他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30%左右。
💭 看时间,可能是“戴维营协议”。1978年9月6日,在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邀请下,美国、埃及和以色列三方在戴维营举行最高级会议。与会的三国首脑有美国总统卡特、埃及总统萨达特及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在持续12天的会议后的9月17日,埃以双方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份文件,即著名的“戴维营协议”[1],埃以双方并在第二年正式签署了《和平条约》。
结果
由于以色列与埃及和解,导致埃及与其他拒绝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关系破裂,只与当时仍是巴列维掌权的伊朗保持外交关系,在1979年巴列维被伊朗革命推翻后,萨达特让他流亡埃及而成为众矢之的,1979年至1989年埃及被取消阿拉伯联盟的成员国资格,萨达特更于1981年被暗杀,自此以阿和平进展再次陷入僵局。
如果中国这一次不给苏联一个教训,苏联就会像利用古巴那样利用越南。(邓小平还预言苏联也会进入阿富汗,而苏联确实在1979年12月入侵了阿富汗。)
💭 【【冷战·泥潭】苏联为何出兵阿富汗?-哔哩哔哩】 https://b23.tv/Pffy6Et
他在1月31日和他们的会谈中预言,如果中国能得到贸易最惠国地位(事实上是指正常的贸易关系
💭 来自百度百科。
最惠国待遇(拼音:zuìhuìguódàiyù,英语: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英文简称MFN,是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常用的一项制度,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条约和协定的法律待遇条款,在进出口贸易、税收、通航等方面互相给予优惠利益、提供必要的方便、享受某些特权等方面的一项制度,又称“无歧视待遇”。它通常指的是缔约国双方在通商、航海、关税、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相互给予的不低于现时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特权或豁免待遇。条约中规定这种待遇的条文称“最惠国条款”。
最惠国待遇的基本目标是使所有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成员都能分享该体制带来的好处。1978年8月,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把“最惠国待遇”定义为:“给惠国给予受惠国或者与该受惠国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的优惠,不低于该给惠国给予第三国或者与该第三国有同样关系的人或物的待遇。”
第6章 复出,1977—1978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要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照办,此即后来著名的“两个凡是”,它成了华国锋表明自己完全忠实于毛主席遗志的标志。[插图]华国锋显然没有料到它会成为一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认为中国应当脱离毛在人生最后20年所奉行的路线。
💭 我原先认为华国锋是毛泽东的盲目崇拜者。但现在看来并不是。他是一个谨慎的端水大师,平衡保守派与激进派,毛邓(阶级斗争与生产之间转换)之间必不可缺的一个过渡人物。
年代的孩子虽然会在学校进行考试,但成绩高低并不十分重要——干部们不想令成绩较差的农民和工人子弟难堪,因为其分数大多不如地主和资产阶级子女,后者在1949年以前曾享有更好的教育机会。
💭 嗯,家境好的孩子可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从而成绩更好进入好的大学。这是好事。当他们从学校出来,就会进入社会工作。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推动着国家的进步。而国家的进步,会让每一个中国人受益。要兼顾公平和效率。
毛泽东认为这是把科学看得和阶级斗争一样重要。然后他介绍了从美国华裔科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他说,世界上正在进行一场科技革命,出现了一些全新的领域,高分子、核能、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航天和激光等等
💭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为代表。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第4次技术革命。
《理论动态》在1978年5月10日出了第60期简报,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文): https://www.chinadaily.com.cn/dfpd/jiandang90nian/2011-04/20/content_12364302.htm
辩论使用的是意识形态语言,其热情却是源于政治背景
💭 意识形态的含义,这玩意很重要。来自维基百科。
每个社会都有意识形态,作为形成“大众想法”或共识的基础,而社会中大多数的人通常都看不见它。占有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以一种“中立”的姿态呈现,而所有其他与这个标准不同的意识形态则常常被视为极端,不论到底真实的情况为何。哲学家福柯就曾经写过关于意识形态中立性的这种观念。
努力追求权力的组织会去影响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将它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政治组织(包括政府)与其他团体(比如说在议会外游说示威通过或不通过议案的团体)试图透过传播他们的意见来影响民众,这也是为何社会中的许多人通常看起来都有“类似的想法”(think alike)。
前言
这样做时,我发现“China Vitae”是一个有关在世的中国官员的十分有用的英文网站
💭 China Vitae is currently down for maintenance.
另一部极有价值的文献,是有关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国史》)。该书已出版七卷,仍有三卷待刊,由中国大陆的学者撰写,包括高华(已故)、陈东林、韩钢、沈志华、萧冬连等人。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由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为这个时期客观全面的学术研究树立了新的标准
💭 好
第18章 为军事现代化做准备
其中顶级的院校是1985年9月成立的中国国防大学,用于培养有前途的军官
💭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简称国防大学,本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口甲3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军事学府[1][2],是中央军委副战区级直属单位。
1985年12月24日经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成立国防大学。1986年1月15日,由军事学院、后勤学院、政治学院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它是全军唯一一所高级合同指挥院校,担负着培养陆、海、空军高级指挥干部,并从事有关战略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问题的研究。
国防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927年红军建立初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后来的红军大学。抗战时期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于五十年代先后成立了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等高等军事学院,于1969年同时撤销了军政大学。1986年1月,军事、政治、后勤学院合并成立国防大学。
1978年,与军工相关的国营企业生产的军品占其全部产值的92%,民品只占8%。到1982年这些工厂生产的军品比重下降到66%,1992年邓小平退下来时又进一步降至20%。
💭 来自维基百科。
军队经商之事遭到了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张爱萍为首的高级将领的极力反对。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他力陈军队经商之弊:
“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6]”
张爱萍还补充道:“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7]
然而支持军队经商的呼声超过了反对,军队经商的政策最终得以实施。
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使中国领导人看到,外国的军事技术在1980年代取得了多大进展,中国已经变得多么落后,而邓小平在这个时期却限制军事预算,将资源转向民用经济。但是,通过把军事冲突的风险控制在低水平上,邓小平成功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没有危及国家的安全。
然而,在1995年,当邓的接班人面对李登辉可能会宣布台湾独立这一切实的可能时,他们断定这一危险已足以促使中国必须做好军事准备,不仅要攻打台湾,还要阻止美国在可能的冲突中支持台湾。中国需要阻止美国的军舰、飞机和军队接近台湾,以增加美国武力干涉的成本。从1995年开始,由于江泽民在军事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军费的增加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很快就超出了阻止美国接近台湾所需要的能力;由于中国的能源要依靠海上通道,中国也开始发展海军,致力于成为一个全面的军事大国。邓小平给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的要求理解更深刻的军队,以及一个更强大的民用经济与技术基础,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继续致力于军事现代化
💭 邓小平给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的要求理解更深刻的军队,以及一个更强大的民用经济与技术基础,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继续致力于军事现代化
中国大陆版序
“六四”
💭 来自wiki百科:四事件,又称八九民运、八九学运、天安门事件或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广义上指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悼念胡耀邦活动为导火索、由中国大陆高校学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起、持续近两个月的全境示威运动。狭义上指六四清场,即1989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下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和人民警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示威集会进行的武力清场行动。
第15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
答案是迫切需要给年轻人找到工作以免他们在城里闹事。到1978年失业人数已达数千万,而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失业,甚至使用“失业”一词在当时都很敏感,因此没有工作的城市青年是在“待业”。在1977年后的最初几年,配给制使知青很难擅自回城,但是随着农民在市场上出售的剩余产品越来越多,城市家庭不需要配给票证也能想办法养活他们的返城子女了,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知青开始悄悄返回城市,虽然他们回到城里也找不到工作
💭 是的,现在失业可能被灵活就业。嗯,去年我在上海离职,所以没有了社保和医保。没有医保可不行,为了以防万一,我必须得交医保。但是医保必须和养老保险一起交,每个月得得3000多块钱。而这个登记交医保和养老保险,办理的就是灵活就业。其实我并没有就业。当时没有工作,养老保险费用又很高,所以我没交,去找工作了。
第21章 稳住阵脚,1989—1992
邓小平然后说出了他的离别寄语:一定要让群众和外国人明白,中国领导人将坚持对外开放,这一点十分重要;他的接班人要维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权威,如果没有这种权威,中国就无法在困难时刻解决问题。
💭
来自维基百科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食品安全事件,江西省政府命名为江西工职院“6·1”食品安全事件,俗称“鼠头鸭脖”或“指鼠为鸭”,是一起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西省南昌市的食品安全事件。一名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于2023年6月1日在食堂用食时,寻到形似啮齿类动物头部的物体,当其拍摄影片公布于互联网后,引起舆论争议。涉事校方初时坚称此物为鸭脖,食品管理局也佐证校方说法,当事学生也出面“澄清”;舆论则普遍认为此物明显为鼠头,质疑校方与食品管理部门施压当事学生。江西省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责成相关部门重启调查组,并在经过调查后于6月17日正式宣布此物为老鼠类啮齿动物头部,而非鸭脖。
第2章 放逐与回归,1969—1974
他们晚10点上床,邓小平还要读一个小时的书,然后睡觉
💭 我要立个flag:每天晚上10:00开始读书,11:00准备睡觉😂
陈毅是邓小平在法国时的老友、淮海战役的同事,他被迫下放河南后变得意志消沉,情绪低落。[插图]
💭 来自维基百科。
1969年2月初起,陈毅被下放到京郊南口车辆厂蹲点[3]:357。3月5日起,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每周一次举行国际形势座谈会。陈毅向中央建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冰冻状况[3]:357。同年10月,林彪发布《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各军队将领被迫疏散离京,陈毅去石家庄。1970年8月,陈毅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发言中维护毛泽东是在实践中群众中锻炼出来的天才,被指为“二陈合流”[3]:360。10月,因病返回北京,入住三零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1971年1月,初步诊断为“急性阑尾炎”。1月16日,在手术中被确诊为肠癌,已有局部转移[3]:361。
1972年1月6日,逝世于北京。
“文革”期间,孩子们的麻烦是从1966年10月1日一篇批判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社论开始的。这篇社论虽然没有点名,但显然是针对邓小平的
💭 我在网上找了一下,没有找到这篇社论。如果有人找见了,可以艾特我一下。
主意。从1971年到1972年9月,他把3个有前途的省级年轻干部调到北京在党中央工作:先是华国锋,然后是王洪文和吴德。他在1972年底选中了王洪文作为最有前途的人。王洪文是个年轻力壮的造反派,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忠心耿耿。毛泽东喜欢他是工人出身,又参过军,有大胆泼辣的领导作风。
💭 来自维基百科。
王洪文(1935年12月[2]—1992年8月3日),吉林省长春市人,文革时期重要的中共政治人物,“四人帮”成员之一,亦是“工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等要职。
王洪文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他于1950年应征入伍,参与了朝鲜战争。1956年,王洪文从部队转业至国棉十七厂,担任高级工人。文化大革命后,王洪文积极投身于工人造反派的政治运动中,并先后指挥或重度参与了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一月风暴、砸上柴联司等文革期间重要的历史事件。由于其工农兵背景和“造反”经历,王洪文被毛泽东青睐,并于1969年进入中央。1973年,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一度被外界认为是毛泽东的接班人。然而,由于王洪文资历不足,政治能力薄弱,在被毛泽东批评为“搞四人帮”后便被高层冷落。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王洪文大力发展上海民兵,意图应对反文革势力。然而,王洪文于1976年10月6日被隔离审查,其势力也遭到中央的肃清。1977年7月,王洪文被中共中央永远开除出党,并剥夺其一切公职。1981年1月,王洪文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法庭确认其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并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王洪文因肝癌于北京病逝,享年56岁
毛在1973年患上了葛雷克氏症(又称“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直起头来都困难,口齿也不清。
💭 来自默沙东诊疗手册。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Lou Gehrig 病)
是一种以肌无力为首发症状的进行性疾病,通常有手无力,但足、口和喉部无力不常见。肌无力常在躯体的一侧进展,通常发展到上臂和腿,而对躯体对侧的影响相对不明显。肌肉开始萎缩,常见于手部和足部。肌肉痉挛也很常见,并且可以在肌无力之前出现,但无感觉改变。患者体重减轻,感觉异常疲乏。
随时间推移,肌无力加重。
当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影响脑部的运动神经时,肌张力通常会增加,并且肌肉往往变得僵硬和紧张,导致肌肉抽搐(称为痉挛)。运动僵硬、笨拙。当脊髓中的运动神经受累时,肌张力下降,使四肢看起来松弛和软弱。当运动神经和肌肉之间的连接丧失时,肌肉会自发抽搐(称为肌束震颤)。
面部表情控制越来越困难。喉肌无力可导致语言不清和吞咽困难。由于吞咽困难,患者有时会流口水,而且更容易被液体呛到。食物或唾液可被吸入肺部,增加肺炎风险(称为 吸入性肺炎)。常出现鼻音加重,但可能有嘶哑声。
随着疾病的进展,患者可能无法控制表情活动,出现强哭或强笑。
最终,呼吸肌无力,导致呼吸困难。一些患者需要呼吸机辅助呼吸。
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

视频
虽然肌萎缩侧索硬化的进展速度有差异,但发展速度很快。
大约有50%患者在出现首发症状的3年内死亡。
约20%的患者可活5年。
10%的患者可活10年或更长时间。
只有少数患者可存活30年以上。
于是决定对他们进行调换;为了减少他们调换职位后网罗亲信的风险,他们在调动时不能带走自己的人马
💭 大军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是陆军)曾经存在的一级组织军事组织。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设置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和兰州军区等七大军区。2016年1月16日,七大军区编制正式撤销;2月1日,改组成立五大战区。
邓小平在联大的发言博得了非同寻常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国以其幅员和潜在实力,被视为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发展中国家特别高兴地听到邓小平说,中国绝不称霸,如果中国也欺负和剥削他国,世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就应当给它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同中国人民一起打倒它
💭 可以看一下邓小平的演讲视频。【邓小平联合国大会演讲-哔哩哔哩】 https://b23.tv/hd5GS5q
第9章 苏联—越南的威胁,1978—1979
中马两国在1974年正式建交时,周恩来曾宣布中国不接受双重国籍。邓小平重申了周恩来的政策。他说,已经取得马来西亚公民身份的华人就自动丧失了中国国籍,中国鼓励所有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尊重当地风俗
💭 按现行法律,我国禁止双重国籍。然而在1954 年以前,我国是承认双重国籍的。
在清朝以前,中国不存在国籍的概念。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成立外务部,后改为外交部,开始对外籍人士进行管理,才有国籍和护照的概念。民国时,中国承认“双重国籍”和无国籍,犹太人可以自由来上海。当时中国和日本等许多国家都订了自由来往条约,中日双方互免签证。解放初期的一段时间,出入境相对宽松。1953 年以前,上海到香港可以自由来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东南亚的华侨有1000 万之多,且80%是二代或三代华侨。这些华侨多数从事商业,往往财大势雄。然而西方国家大肆渲染“红色政权”威胁,鼓吹“华侨是中国对东南亚抱有帝国主义企图的实证”,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政府认为, 定居在这些国家的华人具有本国国籍, 同时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他们不会真正效忠所在国家, 大量华人涌入可能导致本国成为华人的殖民地。华侨问题因此成了他们的心结。一些国家对华侨采取岐视政策,甚至纵容和鼓励当地民众采取暴力手段强行驱逐华人。那段时间,一些地方发生了封闭华侨报馆、社团、学校等反华、排华运动,华侨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消除误会、解除怀疑、保护华侨,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1955 年中国与印尼政府签署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海外华侨在一人一国籍的原则下,自愿选籍。中国自此不承认双重国籍。
1980 年,新中国第一部《国籍法》正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来源: http://cpc.people.com.cn/n/2013/0122/c244800-20287667.html
书的总体评价看完《毛选》,可以更详细的知道我们的国家是如何建立的。但是《毛选》本身比较枯燥,不适合通篇阅读。因为它只是一篇篇文章的集合。所以看毛选的时候,需要不断补充文章对应的历史背景。这对于阅读热情有很大的打击。我在断断续续的一两年的时间里,才把这本书翻完。由此,我知道了我们国家的建立过程,建立的不易。
看完《邓小平时代》,可以更加详细的了解改革开放,了解国家是如何从大跃进,文革的阴影下走出来的。
这本书挺好。(一)其一是,历史真实性有保障。这本书广为阅读,各行各业的读者是对一本书信息真实性的最好“监督”。而且,我是在微信读书看的这本电子书,有上万人在这里阅读,留下划线和阅读笔记。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会阅读这本书,有问题的地方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然后这个问题得到交流。(二)其二是,可读性好。这本书,总体上以时间线为顺序,具体是以事件为顺序,介绍邓小平的人生经历。记叙文,相较于议论文是容易长篇阅读的。
摘录贴一段书中对邓小平的评价。
邓小平时代发生的转型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规模和多样性;当时世界格局的性质;共享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全球体系的开放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无数具有创造力和勤奋工作的人们的贡献等等。但这种转型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当时这位最高领导人被赋予相当大的自由去引导政治过程,并拥有最终决定权,所以这一转型也是由邓小平这位领导者个人塑造的。当然,这一巨变的思想基础来自很多人,而且没有人完全预见到了事情将如何展开。我认为,邓小平也不是手持伟大蓝图、主宰着变革的设计师;事实上,这个变革的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不如说,邓小平是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他把各种想法进行梳理和总结,用他的团队和群众所能接受的步调和方式展示给他们。他在最高层提供稳定的领导,使人们能够在经历巨变时保持信心。他的工作是选拔和指导一个团队,让他们齐心协力开创并落实各项改革。他是解决难题的人,努力找出有利于国内外相关各方的解决方案。他帮助培育起强有力的统治结构,使之得以在中国人努力适应迅速变化的新环境时保持控制。他在确定问题的轻重缓急、制定实现最重要目标的战略过程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他向民众解释政策,以直白的方式讲明他们面对的整体形势和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如果出现争议,他是做出最终决定的人,并尽量将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分歧最小化。他支持对人们进行激励,也支持给人们提供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的希望,以免让人们以后失望。他赞成给各种专家——科学家、经济学家、管理者和知识分子——足够的自由,使他们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当他担心脆弱的社会秩序可能受到破坏时,也会限制他们的自由。在改善同其他大国的交往、与它们的领导人建立切实可行的关系时,邓小平扮演着核心角色。邓小平的全部工作都受一种深刻信念的指导,即采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将给中国带来最大的进步;而这一嫁接外国科技与管理的过程对中国既有体制所带来的震荡不仅是可控的,而且为了全体国民的福祉也是值得大力推行的。
为了继往开来,我们也要知道邓小平没有解决的问题。贴一段书中的内容。
重新划定和坚守自由的界线。邓小平曾面对的最麻烦的问题,大概就是为自由划定界线,使其既能满足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要求,又能让领导人维持社会秩序。天安门事件之后,民众普遍害怕要求更多自由,但这种胆怯不会永远存在。出版物数量的增多,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惊人扩张,使得对官方认定的危险思想的传播更加难以控制。和邓小平一样,邓的接班人担心,如果容忍各种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就会释放出公众反对声音的狂潮,再次导致破坏社会秩序的示威活动。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找到能让民众感到合理而愿意接受的边界,然后想办法守住这条得到认可的界线。如今现代通讯技术日臻复杂先进,力图逃避控制的人又极具创造力,政治领导人能够做到控制民众的思想、避免发生变乱吗?
遏制腐败。邓小平在台上时一直赞成惩办腐败大案,但是当地方干部为了促进四化、加快经济发展而悄悄违法时,他并未严厉追究。邓小平接班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各级干部都在想方设法地捞外快。政府官员、医生和国企领导人都经常收红包。掌握着土地和建设项目审批权的干部不但直接拿好处费,还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股份和资产,参加宴请,享用豪车。无论地方还是部队的干部,都会向有权提拔干部的人送好处。年轻人要给征兵的人送钱才能入伍。高层干部面对的挑战是,这些做法现在已到处泛滥,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但众多干部或其家属牵涉其中,使克服这类问题变得极为困难。